由于减肥市场潜力巨大，减肥药已成为许多国家药物研究所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目前，丹麦制药公司神经研究公司正在研制一种靠抑制食欲达到减肥效果的新型减肥药。试验过程中，减肥者每天服用一粒，连续服用6个月后，减掉的体重是现在市场上减肥药所减体重的两倍。尽管药效显著，但有专家担心，减肥新药的副作用不容忽视。

　　影响大脑中控制食欲的物质

　　研制初期，这种名为“tesofensine”的减肥新药并不是特意为减肥者研制，而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病和帕金森症。它会改变人脑内复合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三种化学物质的含量，而这几种化学物质与控制食欲相关。

　　200多名肥胖男女参加了神经研究公司的试验。试验者中一部分服用减肥新药，另外一部分则服用安慰剂。6个月后，即使是服用低剂量减肥药的试验者，减掉的重量也比服用安慰剂的试验者多。

　　欧洲肥胖会议上发布的一项研究分析显示，服用减肥新药的试验者中，服用中等剂量药片的人6个月后平均减掉体重的10%。

　　食欲降低不会很想吃零食

　　试验显示，试验者服用减肥新药后食欲降低，也不会很想吃零食。服用6个月后，试验者减掉的体重约是现在市场上减肥药所减体重的两倍。这意味着，减肥者或许可以再不去做诸如胃束带、胃间隔之类昂贵且危险的减肥手术。

　　但供职于英国艾登布鲁克斯医院的肥胖症专家尼克·菲内尔指出，减肥者服用这种减肥药后，可能会有轻微恶心、腹泻、便秘、失眠、烦躁等症状。更为危险的是，服用者可能会心跳加快。一般而言，心跳加速不是件好事，会增加人们患心脏病的风险。

　　该药有望3年后上市，现在仍处于试验阶段。

　　摆脱羞怯

　　催产素是脑下垂体后叶分泌的荷尔蒙中的一种。研究者说，试验证明催产素能够帮助人们摆脱羞怯、缓解不安情绪，可以给生性害羞人群带来福音。

　　据调查，60%的英国人称自己被害羞所困扰，10%的英国人认为害羞已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容易害羞的人常常需要喝酒或吃副作用极大的药物帮助他们缓解不安情绪。

　　“测试表明，催产素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焦虑，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2日援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神经学教授保罗·扎克的话说，“更重要的是，催产素非常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并且不会使人上瘾。”

　　扎克说，催产素会让你更加关心他人，同时变得更加慷慨。这就是催产素能够促进社会交往的原因。

　　成功试验

　　扎克已经在上百名患者身上成功验证催产素的这一功效。结果表明，催产素的主要作用是抑制多疑和不安心态，这种心态容易导致焦虑。

　　在最近进行的其它几次试验中，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人员为120名极度害羞的人特意设置尴尬场面，并在尴尬场面发生前半小时为他们注射催产素。结果表明，遇到尴尬场面时，这些原本极度害羞的人的不安表现得以缓解。而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者使用含催产素的喷雾，有效帮助孤独症病人缓解不安感。

　　“催产素不能治愈孤独症，但是可以缓解孤独症的症状，”扎克说，“催产素可以帮助孤独症病人减轻焦虑，促使他们和旁人进行眼神交流等。”

　　广泛用途

　　催产素不仅可以用于个人，还可以推广到更广阔的商业环境中。比如，在餐厅中可以喷上一些催产素喷雾，镇定消费者的情绪。

　　催产素还可以作为“催泪弹”的另一种形式，用在聚众者身上，可以平息他们的激烈情绪。

　　催产素甚至还可以提高伴侣间的忠诚度。美国埃默里大学研究者发现，在啮齿动物体内注射催产素后，雄性和雌性啮齿动物都对对方更加忠诚。

　　“试验表明，催产素可以帮助伴侣提高忠诚度，”试验负责人神经学专家拉里·扬说，“啮齿动物通常不是单配动物，但是注射过催产素的啮齿动物则倾向于‘一夫一妻’制。”

 

　　用来提高人们在卧室里的表现的“伟哥”，又有了新用途。不少运动员发现，这种蓝色的药丸可以提高他们在竞技场上的能力。这种药物可以扩张血管，从而给肌肉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对此，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正在考虑将“伟哥”纳入违禁药的名单。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22日报道，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认证的药检机构蒙特利尔药检实验室主任克里斯琴·阿尤特说，她经常在男性运动员的尿样中检查出“伟哥”以及其他类似药物。不过，“伟哥”目前并未被列为违禁药物，因此运动员服用并不违规。

　　有专家认为，“伟哥”能够提高运动员在短跑等需要爆发力的竞赛项目中的成绩。还有专家认为，这种可以延长性生活时间的药物，也能够在马拉松和自行车等需要耐力的体育项目中发挥威力。一项针对自行车运动的调查显示，服用“伟哥”后，运动员在海拔较高的地方骑车6公里，所需时间减少15%。

　　美国专家唐卡特林说，他在几年前就提出“伟哥”可以用来提高运动员的成绩。他对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说：“我认为有理由将它列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禁用)名单。”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将对“伟哥”的药效进行研究，但要到明年才能得出结论。

 

　　为什么瘦人吃不胖？这可能取决于一种神经传递素———含于血液中的复合胺。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科学家在近期的《细胞代谢》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这种神经传递素，不仅控制你是否需要吃和吃多少，还可能会帮助身体确认是需要燃烧多余的能量，还是以脂肪的形式将它们存储。

　　论文的合著者、加州大学生理学者卡韦•阿什拉菲以蛔虫为试验对象，因为这些动物遗传特性和哺乳动物类似，因此试验结果也适用于人类。研究人员表示，复合胺的增加会使得脂肪减少。他们正在试图利用分子模式了解这个机制。而在蛔虫身上，这些机制是可以与那些控制复合胺对食欲产生效果的机制分开。研究发现，复合胺浓度不仅影响了蛔虫的食欲，同时也影响了蛔虫体内脂肪的积累。而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当今在市场上的许多减肥药都是有计划地增加血液中的复合胺水平，但它们被看作是用来阻塞食欲。新的研究表明它们也可以加速新陈代谢。阿什拉菲指出，这就是说这项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推出更有效的减肥类药物和治疗诸如糖尿病等疾病的方案。

　　阿什拉菲表示，该研究的目的不是要研制可让人们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能保持苗条的药丸，研究并不排斥良好的营养和身体锻炼。

　　滥用含激素类外用药：有些人把激素当成治疗皮肤病的万能药，不经皮肤科医生的诊断，稍有不适(尤其是面部)，就自选含有激素的药物外涂，结果却诱发了激素依赖性皮炎。皮质激素(俗称激素)具有抗过敏、止痒、抑制炎症等作用。外用的皮炎平、氟轻松(肤轻松)、乐肤液等含激素类外用制剂，对多种皮肤病，如接触性皮炎、湿疹、神经性皮炎等是有效的。特别是对这些皮肤病所引起的瘙痒，如果使用得当，有一定的止痒作用。但有些感染性皮肤病，外用了这类药物不但无效，还会使局部抵抗力降低，令病情加重，甚至导致激素依赖性皮炎。如果长期外用还会导致皮肤萎缩。尤其是面部，更应慎重。

　　对于某些治疗癌症的药物来说，上午服用的药效比晚上服用能高4倍；对于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来说，最佳服用时间却在夜晚。

　　研究人员解释说，这是根据人体的生物钟决定。生物钟是存在人体内以24小时为周期的“隐性时钟”，位于下丘脑前端的松果体上。如果人体不按照生物钟的规律安排作息，就会出现疲劳的感觉。生物钟还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控制着人的体温、激素、血压、肠胃、灵敏度和免疫系统。

　　以下是世界上几所知名大学研究人员最新发现的研究成果，供您参考，但是在您更改服药时间前，一定要先咨询一下给您开处方的医生。

　　上午7点：高血压

　　上午7点是血压最高峰的时间，患有高血压的病人在清早服药是最有效的。

　　中午12点：骨关节炎

　　骨关节炎患者通常晚上比白天更能感觉到疼痛。美国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研究报告说，服用布洛芬之类的消炎镇痛药的最佳时间是，确保在人体感觉最疼痛的时候，药物在血液中浓度最高。而此类药物通常要经过7－8个小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

　　下午3-4点：哮喘

　　通常哮喘症状在夜晚会加剧，同时肺部的活动功能会降低一半，因为人体的生物钟会在夜晚自动降低荷尔蒙的分泌，从而缩小气管的宽度。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研究人员说：“在下午3-4点吸入类固醇，能在深夜3-4点减轻哮喘的症状。”

　　下午4点：普通感冒和流感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研究表明，下午4点是高烧及其他普通感冒症状的发作高峰，所以也是服用感冒药物的最佳时间。

　　晚上6－7点：心绞痛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表明，下午6－7点服药的心绞痛患者，症状能有效减轻71％以上，而早上服药的患者，症状最多只能减轻42％。

　　晚上8点：风湿性关节炎

　　美国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研究表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往往在清早感觉到最疼痛。晚饭后立即服用布洛芬，能在次日清晨减轻患者痛苦。

　　晚上7-9点：高胆固醇

　　大部分用于降低胆固醇的药物在夜晚服用效果最好。英国森德兰大学的研究表明，当患者把服药时间从晚上改为早上后，胆固醇含量会明显上升。

　　晚上7-9点：花粉热

　　根据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研究，花粉热的症状，包括打喷嚏和鼻塞，发作高峰通常在清早。所以，晚上服药的效果最好，药物经过12小时能发挥最大效能。

　　晚上10点：胃溃疡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表明，胃酸水平在白天会变化，溃疡的症状在深夜和清早发作比较厉害，所以治疗溃疡的药物在这个时间服用效果最好。

 

　　误区一：药品价高疗效好

　　药品价格的高低，主要与它的原材料有关，原材料稀少，采集艰难，或工序复杂，药价便高，反之则便宜。药品价格和疗效不成正比，譬如：硝酸甘油每片不过几分钱，但它时下仍然是公认的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的“救命良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要对症下药，不在乎药物价钱的贵贱。

　　误区二：盲目迷信新药

　　有的人总是要求医生开些新药，他们认新药才是疗效好的药，特别是慢患者，总希望从新药中寻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一般来说，临床上对新药和刚进口药的实际效果和毒副作用的观察时间不长，有一个探索、实践、检验的过程，其中一部分可能经不起考验而淘汰，所以不能盲目迷信新药。

　　误区三：迷信补药

　　有些患者认为，“有病必虚，虚则必补”，因此，生病就服用补药。殊不知，补药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非包医百病的万灵药，补药只适用于虚症患者，且虚症患者也有不同种类，尚需根据具体情况合理选用。若不加选择地滥用补药往往会加重病情。如高血压患者，误服人参等补品，会使之血压骤升，甚至会发生脑血管意外的严重后果。

　　误区四：迷信偏方治大病

　　一些患慢性病、疑难病的人，由于治病心切，往往盲目崇信偏方或秘方，不管是否对症，便贸然使用。偏方在治某个病时也许会有一事实上效果，但它毕竟只停留于感性认识，而未升华到理性认识，使用者多是知其疗效而不知为何有效，更缺乏对其副作用或毒性的了解。

　　此外，偏方或秘方多是由非正规医生应用，方法不统一，也可因用法不当酿成大祸，更有那江湖游医用此作为招摇撞骗、谋取病人钱财的幌子。因此，切忌盲目崇信偏方、秘方，误己害人。

　　误区五：以多为胜

　　有的病人看病，见医生只开二三种药，便疑心药少治不好病。殊不知，医生处方用药是根据患者病情、体质及药物的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治病用药唯以药能对症为原则，而非“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临床喜欢开大处方的医生，疗效未必佳。

　　误区六：迷信抗生素

　　有些病人或家长一看到孩子感冒发热不退就要求医生开抗生素，打吊针，把抗生素当成“万能药”。殊不知，伤风感冒是病毒所致，抗生素对它无济无事。乱用抗生素，极易产生抗药性，而且会引起过敏等不良反应，严重时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误区七：认为中药无副作用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中药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中药大多数作用比较缓和而已，其实中药也有其副毒作用，更何况有许多药性剧烈及有毒的中药呢，服之过多会引起中毒，甚至也会危及生命。因此，正确的方法是在有经验的医生指导下，通过辨证论治，对症用药治疗，才会对健康和生命有益。

　　误区八：将普通药当补药

　　有些人经常购买丙种球蛋白为孩子注射，认为花小钱能增强抵抗力。其实丙球只是对某些病毒性传染病有预防作用，而且只是一种暂时的被动免疫，不是什么病都能预防，盲目多用可能抑制自身抗体的产生，干扰其他疫苗的效果。有的人还将维生素当补药，其实维生素只能作为维生素缺乏症的治疗，随意多用甚至可以引起中毒。

 

　　“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专业人士眼中的医护行业这一特点，与普通老百姓所认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国家统计局2006年工资统计报表数据显示，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的19大类91个行业中，卫生行业在岗职工以人均24030元的年收入排名24位，略高于全国行业间人均年收入21001元的平均水平。

　　“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 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医院改革与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卫平研究员目前正在做有关医护人员收入的调研。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这些年医护人员收入有了较快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方面是在医护人员收入过低基础上的增长，是试图纠正“脑体倒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的结果。

　　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医院的门诊人次在2000年至2006年间，从4.31亿人次增长到6亿人次，增长了近40%;城市医院的住院人数从1398万人增长为2320万人，增长了65.95%。李卫平说：“随着医院医疗服务量的大幅度增加，医护人员工作量严重超负荷。”

　　即便医护人员收入有了增长，但在李卫平看来，目前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仍不合理，收入不能直接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她说：“北京地区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为0.5元，主治医师挂号费1元，诊疗费为2.5元，造成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据统计，2006年中国内地医护人员支出仅占医院支出的26.86%。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却占医疗机构总支出的80%。

　　李卫平说：“(中国内地)医院的这种收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医生收入分配只能间接或直接地以其服务后产生的药品和检查收入为依据。”

　　她认为，“医疗行业具有高教育投入、高专业技术、高劳动强度和高执业风险等特点，医生应当有较高的收入。”

　　“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目前，中国医护人员的收入一般包含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三部分。根据2006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统计，2006年中国医疗机构的人员收入构成中，基本工资占45.59%，奖金34.18%，津补贴24.22%。

　　在这个基础上，如再将基本工资的30%～50%作为奖金发放，则实际上奖金在人员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数次大的改变。李卫平告诉记者，从演变过程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放宽奖金限额的过程。在一定的总额控制下，试图给医护人员必要的激励。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大多数医院采取院科两级核算的奖金分配制度，让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主要与所在科室的“效益”相联系。

　　这样的初衷是想利用团队激励的办法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医疗成本，但由于客观上各科室医疗手段的不同，造成收入水平相差甚远。在一些用药少、缺少手术的科室，主任医师的收入甚至还赶不上其他效益好的科室的护士。

　　一位曾在北京某医院儿科工作过的主治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儿童用药量少，只有成人的1/6到1/3，导致儿科的奖金远远低于其他科室，但儿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却丝毫不比其他科室少。再加上工作压力大，这位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的医生不久就辞职，做上了医药代表，为医药公司推销药品和医疗器械。

　　目前，医院效益较好的科室一般是骨科、脑外科、创伤、心内科，这些科室可以大量地用到进口的各种医疗材料，而且手术多，因此收入高。

　　“现在决定医生收入差距的不是医术水平，而是你所在的科室。”另一位仍在儿科工作的医生跟记者说，“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医院靠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医院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当时，在国家“包工资”的情况下，医疗收费不含人力成本，因而长期执行低于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

　　“但近些年来，国家财政补助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只能承担离退休费，其他的费用都需要医院自己去挣。”李卫平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行不含人力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就只能依靠业务收入，尤其是其中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06年政府下拨的财政补助所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仅为6%，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

　　与此同时，药品和检查收入不断增加。2006年中国内地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占到总收入的71.42%——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仅为7%。

　　“这就容易对医生行为造成误导，使医生认为奖金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是来源于药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为医生私自收受药品回扣提供了道德上的借口。”李卫平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承担大致相同的医疗工作，不同的医生收入差距可能超过5倍，关键就看你怎么做。”

　　部分医生为了弥补收入不足，开始在体制外寻求收入，出现了医生兼职行医的执业行为。“你经常可以在周末的航班上看见很多医生。他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到其他城市的医院做手术或会诊的。”李卫平说。当然，并不是什么医生都能兼职行医的，必须要有一定声望。

　　40万人放弃行医

　　一方面，很多患者把“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医护人员的高收入，对医生为提高收入开高价药、拿回扣和收红包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医护人员却埋怨工作强度和压力大，收入低、与劳动付出和技术含量不成比例。

　　在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蔡忠军看来，医护这个行业的特点是“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压力大、收入低，很多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医学毕业生都放弃了从医，“一个医学院士的博士生，毕业后，却去卖保险，很遗憾”。

　　“现在，很多医院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中国医师协会信息部副主任张帆告诉记者，日前她刚受卫生部委托，去各地医院调查，发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2300多张病床，却只有47名住院医师，大量一线的工作需要主治医师，甚至副主任医师去做”，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医护人员“缺口更为严重”。

　　张帆自己就是医生改行的一个典型案例。她1988年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开始当儿科医生，她的丈夫也是医生。“一个家庭里有两位医生，孩子就荒废了，根本没有教育孩子的时间。”张帆说。

　　1996年，张帆从医院出来，进了外企，怀里还揣着军官证，第一次拿到5000块钱的工资，张帆说，当医生的时候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还有一个朋友，带着崇高的理想选择了当医生，医学硕博连读后却去卖保险。”提起自己这个朋友的经历，张帆难掩心中的惋惜。

　　据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卫生人才网报道，最近6年中国共有100多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也就是说，这40万人都没有选择从事医疗行业。

　　“在医护行业，收入高和收入低的现象都是事实。”蔡忠军说，“但收入高的毕竟是少数，而普遍的低收入、高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到医护队伍的稳定。你去问一问，有哪个医生还愿意自己的子女去做医生?”

 

　　举证责任倒置极大程度上加重了自我保护性医疗现象，而这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最后患者付出的是生命和痛苦。

　　今天的中国人得了感冒会怎么办?排队，挂号，拍片，验血，排除一切可能引起感冒的其他疾病之后，再去开药、打点滴。部分医院还流行一个“秘方”，感冒可以在2天内治好：糖皮质激素加大剂量抗生素点滴，保证48小时内见效。

　　而在世界范围内，针对普通感冒的治疗，目前西方国家的原则应该是不使用抗生素，或至少在没有合并细菌感染时，不得使用抗生素——一般医生只给病人开一点阿司匹林来抑制症状。

　　在这个问题上，普通患者所感受到的，就是在中国“看病贵”，一个普通感冒也要花几百甚至上千块钱。而在职业医生眼中，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异常复杂，一个感冒要做那么多的检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一个名词——“自我保护性医疗”。

　　医学并非万能，“意外”责任在谁?

　　1970年，陈毅元帅因时常感觉右下阑尾部隐痛而就医，经过多次专家会诊，结果都是慢性阑尾炎，因而采取保守疗法。但到了最后，陈毅疼痛到无法忍受，医生开始做阑尾切除手术，打开后，却发现是肠癌——对元帅的疾病也存在误诊。

　　“30多年过去了，将肠癌当作慢性阑尾炎的误诊率一直没有下降。”作为一名资深的病理专家，来自武警总医院的纪小龙无可奈何地告诉本刊记者。

　　电视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情节是：打了120，来了急救车，病人一上车，家属放了心。现实中情况并非总是这样。“要向患者强调的是：疾病复杂，人类认知有限，现代医学并非万能。在已知的疾病谱系中，现代医学只能解决其中的1/3，剩下的疾病，目前依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纪小龙说。

　　因此，一个病人进入医院，如果“出了意外”，显然也是很正常的事。“一个人生了病，你说责任在谁?如果他因为病而死了，责任又在谁?今天的中国，似乎一个人生病，只要进了医院，一切责任就将全部归于医生。”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如果这仅仅是普通大众的一种“感觉”，关系也不大;现在的问题是：似乎中国的法律也认可了这一点。

　　“举证倒置的法律解释令整个卫生行业震惊!疾病的后果往往是多方面的，很少有一个疾病只有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多数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上海某区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左白衣(化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名医生在病人“发生意外”之后不能解释清楚原因，怎么能简单地指责医生失职?

　　另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误诊的不可避免。在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名医都是从死人堆里站起来的”。“会总结的才能成名医。医院看病，有错误是必然的，不出错是不可能的。”纪小龙说。也就是说，即使发生误诊而导致病人死亡，也不能简单地就给医生定罪。

　　纪小龙说，即使如美国的先进，疾病的误诊率依然很高。但在美国，很多医院通过为医生购买行医保险来解决这一问题。出了医疗事故，赔钱的是保险公司，而不是医院或医生。但如果一个医生出现医疗事故多了，他的行医保险金便会随之升高，医院不愿接收一个要交高保险金的医生，他的饭碗便岌岌可危。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也会更加谨慎，保险费就更低，形成良性循环，利己利人。纪小龙认为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办法。

　　但在目前的中国，这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医生和医院。

　　医生自我保护，患者付出代价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加重了一种现象：自我保护性医疗——即在面临医疗风险尤其是重大医疗风险时,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和目的,医方以自感合理合法、加大保险系数的手段来选择、实施往往会带来多重后果的医学决策及行动。

　　是治疗原则重要?还是先考虑自我保护?在医疗纠纷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巨大压力下，很多医生开始采取了自我保护性治疗，加多了患者的检查项目，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一个迫于医疗纠纷压力而改行的眼科医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患者就医时，处处想着留证据，有的患者甚至带着微型摄像机去看病;医生也随时想着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看个感冒也要将患者全身查遍，甚至连颈椎和艾滋病都要查一查。而对于疑难杂症则宁可不治，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医生的从业信条。

　　“否则，要你倒举证的时候，你怎么个举法?所以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左白衣说。

　　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孙福川曾经组织学生就“手术协议书签字”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专门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60%以上的医生承认，在遇有医疗风险时，曾将自我保护放在首位。

　　孙福川将自我保护性医疗的特点概括为：医方在初步认可、重视患方知情同意等自主权的过程中，伴有对己方权利受限的失落感、无奈感;医方关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时,伴有对应尽义务的再界定、获减免等诉求，充满法律与伦理的内外冲突。就其行为本身而言，这种选择的主观动机是规避风险，但客观效果往往会是更大的风险和危害。

　　“过度自我保护的陷阱经常出现在如下情境中：为加大自我保险系数，不该作为乱作为，例如在病情诊断中‘海选海开’辅助检查单，尤其是所谓高级、现代检查手段;为加大自我保险系数，该作为时不作为，例如面对有风险的患者或者必须使用侵袭性医学手段时，把风险完全转嫁给同事、他院，或者让患者独自承担，等等。”孙福川在其论文《自我保护性医疗的伦理扫描》中如此分析。

　　妇产科是左白衣的专业，他提到，举证责任倒置施行之后，即使最保守、最强调手术指征的产科学教授，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所谓原则。为什么?产妇一旦出事，医生无法举倒证，所以不论是否需要剖宫产，都一刀切了了事。这样，剖宫产率就再次为现代医学在中国攀登了一个数字高峰：60%～90%。尤其是大医院、名医院，名誉和官司都输不起，他们的剖宫产率更加高。“类似事情多起来之后，什么治疗原则，我们都得放一放。”左白衣说，医疗过程中，医生的签字也畏首畏尾，该做的手术不敢做，而改为保守治疗。

　　最后为这一切后果买单的，显然都是患者。“自我保护性医疗恐怕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最后大家付出的是生命和痛苦。因为医疗水平降低之后，钱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左白衣说。

　　照本宣科的危险

　　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医生面对疾病和病人有多种做法，其中有一个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照本宣科”。

　　现在杭州一家社区医院当医生的袁唐红有着10年的乡镇医院工作经验，他说，如果乡镇医院在面对农村病人时也如同城市大医院那样采取自我保护性医疗，那么情况会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乡镇医院里，医生很多时候要处理城市医生很难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袁唐红说，“如果大家都按照教科书、医疗手册那样去下药，最终这类病人十个人中或许要死掉九个。治疗这类病人，医生的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袁唐红拿农药中毒病人为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按照教科书，即使是重度农药中毒的病人，也只能用5个单位(毫克)的阿托品梯次加量来治疗。由于阿托品有强烈的副作用——导致心跳加快，因此加量要慎重。

　　“然而，如果你真的一直用这条原则来处理，那么农村里那些喝农药自杀的病人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袁唐红说，他一般都是先给重病人注射30个单位的剂量，然后准备100个单位以上的剂量做随时的加量准备。“最多的一次，我前后用掉了将近3000个单位的阿托品——后面部分用量主要是用以对付病人对阿托品已经形成的依赖——把整个县城所有医院的储备都用光了，但病人得以挽救。”袁唐红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是：宁可让病人死于用药过量，也不能让他因为下药过分保守而死于农药，因为后一种情况更容易出现。

　　袁唐红所遇到的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误服了老鼠药，送到医院时已经急剧抽搐，对症的药物是用安定来止住抽搐。按照规定，这么大的小孩最多只能用3毫克的安定剂量。然而，袁唐红凭经验就知道3毫克的剂量肯定远远不够，他直接下了10毫克，然后看情况增加。最终，他用了20毫克的安定，才把抽搐止住，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但现在，谁还敢这么依照经验治疗?所有医院都形成了约定：按照规范来做，病人如果要死，就让他死好了，反正这样我们就不会担当责任。”袁唐红无可奈何。

　　琼姑娘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新婚之夜，她与夫君相拥着入了洞房，两人宽衣上床后，小琼双眼微闭，满面潮红，正准备迎接令人醉生梦死的那一刻的到来，没想到夫君的“那个”并不争气，刚一接触就“一泻千里”了。小琼心里有些不满，但一看丈夫那气喘如牛的模样，顿觉好笑，一句“没想到你这项目经理干得挺不错的，干这个‘项目’却这么差劲”的玩笑话便脱口而出，丈夫顿时窘得满面通红。从此以后，每次过性生活时，小琼的丈夫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小琼说的那句玩笑话，久而久之，他这个项目经理干起这个“项目”来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其实，作为知识女性的小琼，也明白丈夫在初次性交时出现那种情况的道理，虽是一句玩笑话，却给丈夫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也给自己的新婚生活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小琼真是后悔不已。后来，经过心理医生的治疗和在小琼的温存、鼓励下，小琢的丈夫总算重振了雄风。

　　赵君和太太都是上班族，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加上家务的繁杂，在经过5年婚姻生活的洗礼后，他们开始感到，如今在性爱的河流漫步，已难以激起昔日那种情欲的惊涛骇浪了，一切都显得那样平淡无奇，仿佛例行公事。一天，赵君从别处借来了几张“小影碟”，晚上夫妻俩关起门看了起来。看了一阵，这对过来人不禁被影碟里那恣清纵欲的一幕幕所感染，顿感春心荡漾，热血沸腾。他们一边看着影碟，一边学里面那样抱在了一起。不过现实中，赵君不可能像演员表演的那样经得起“持久战”的折腾，或许是过于激情的缘故，没几下赵君便跨了下来。而他妻子却余兴未尽，看丈夫瘫在那里的那个“熊样”，不禁嗔怪道：“看你啦，喜欢借这些来看，自己又不行。”赵君顿时无地自容。在以后的性生活中，赵君老爱回想起小影碟中那一幕幕和妻子的话来，这种反复的对比让他觉得自己真有些不行了。

　　“恩赐”的性爱让丈夫无奈

　　如果妻子对于性生活附加太多感情以外的条件，把性当做对丈夫的奖励，那既伤了丈夫的性自尊，也亵渎了性。

　　有时丈夫“性”趣很高，而妻子或许没多少“性”趣，压根儿就不想与丈夫做爱，于是就对丈夫提要求：明早给我打好洗脸水，明早的早餐归你买了；做爱可以，不过那一大盆衣服可归你洗啊！等到丈夫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才宽衣相送，一动也不动地听任丈夫的“蹂躏”。可想而知，这种十分勉强的性生活让丈夫十分无奈，质量绝对不会高。

　　当夫妻俩相拥着准备进入“状态”时，可能此时丈夫一句不经意的话，令妻子顿感不悦，结果她便来个“性爱急刹车”，头一甩，背一转，毫不通融地给丈夫留下一个冷冷的背脊。当夫妻俩正在进行着性爱的“前戏”准备，或许因丈夫的某个动作扫了妻子的兴，她便毫不留情地拉上了性爱的帷幕。碰到这种情况，激情似火的热血男儿怎么也会有突坠冰窟，通体冰凉之感。

　　把性作为对丈夫的奖励，当作对丈夫的一种“恩赐”的现象，在男强女弱型夫妻和男弱女强型夫妻中尤为严重。就前者而言，弱势的妻子想通过“性”这条途径来与丈夫一比高低：看你神气的，不也要“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至于后者，处于强者地位的妻子在内心深处就有些瞧不起丈夫，更不会轻易让丈夫在性方面垂手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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