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子母亲”缘何“一时糊涂”

    因为无力支付重度脑瘫女儿的医疗费，47岁的母亲李道红骗女儿吃下200多片安眠药，并用毛巾将其捂死，目前此案正在海淀法院审理当中。（据6月11日《新京报》报道）

    如果我们仔细地想想这件事，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极端的行为或许可以避免。这位母亲把自己孩子送上黄泉路的动机，是“生下来就患重度脑瘫，生活不能自理，由于四肢肌肉无力，平时只能靠在别的东西上。”去年，她和丈夫带小菲到北京看病，交了5000元押金后，就再也拿不出钱。“我突然想起人们给她的白眼和嘲笑，想到我老了没有人照顾她，就一时糊涂……”

    我们人类社会进化到今天，相信所有人都能承认的一个道理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会遭到不幸，这个不幸或许是先天的，或许是后天的。既然我们是群居动物，总是要有互助的精神，把我们群体中这些不幸的人照顾好。

    基于这种理由，自古以来抚养或者照顾所谓“鳏寡孤独”的人，一直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其费用来源为政府与社会热心者的捐助。要知道，慈悲之心总是有的，未必需要现代社会的人权观念，就是从自然而发的慈善之心中，也不乏早就有这类机制的创设。

    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位母亲所谓的“一时糊涂”，恐怕是有原因的，糊涂是肯定的，是不是就是在杀害女儿那“一时”则难说。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如果遭遇了这种情况，希望能够得到足够的国家救济或者社会帮助，却不清楚应该走什么程序、找什么部门，我们是不是也会犯这样的“一时糊涂”？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能在伦理上承认，有时候活着的痛苦大于死亡的痛苦。“安乐死”固然是个很难解决的伦理问题，但到今天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去讨论与面对。

    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了相应的一些伦理思考，可这种思考始终没有能够到大众的层面上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这种讨论我不知道，只是我知道，如果不进行这种讨论，我们就过不去这道伦理的门槛，好多如同这种情况的例子中，当事人不是站在法庭上，就是在痛苦地活着。

    由此可以看出，有些时候“杀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社会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没有人会说，这位母亲做的事情是对的，但这种压力之下的“一时糊涂”，或许也能为人所理解。而这样的“一时糊涂”，无疑是一种异常深重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