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最突出挑战。
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如此差距，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则很小。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急剧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商务部的调查显示，我国今年上半年绝大多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供过于求，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同样存在很多弊端。最近几年，虽然我国对外出口在增大，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今年4月21日公布的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年度报告指出，亚洲依旧高度依赖出口需求，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
事实正是如此。只有走主要依靠内需增长的道路，才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时产生的剧烈冲击，保持自身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我国把扩大内需作为“十一五”期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我国居民消费跌至历史新低，说明现状并不令人乐观。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两点：
其一，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现在，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不仅低于GDP和投资增速，甚至低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北京青年报》10月26日）。而且，收入分配不均，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的5-10倍。
其二，房价、医疗费用、学费与水、电、天然气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养老等问题，加大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了人们的即期消费，而不得不控制即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随时可能带来的风险。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双双创下历史新低直观地反映出这种担忧的严重程度。
因而，居民消费跌至历史新低是一个清晰的警示，它提醒有关部门，必须正视这一信号所包含的危险信息，想办法增加就业率，提高人们的收入，阻止房价、医疗费用、学费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逐渐建立起社会保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居民消费走出逐渐下跌的困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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