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说法：[color=#FF00FF]张学良确是中共党员[/color]
纪念西安事变的日子又临近了。同往年一样，张学良是共产党员的问题又会被关注者提出来。不过今年应是不必再怀疑了，因为不久前阎明复在《百年潮》上的文章回答得很肯定，解释得很圆满。
阎的父亲阎宝航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是共产党派进东北军的重要干部。阎明复自己担任过中央统战部的部长，也是与张学良及其亲属关系最密的大陆高官。他说张学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没有批准，但中共一直以党内同志来对待张学良。笔者参加过几次西安事变和东北军的学术研讨会，关注过这段史事，可以写一点个人所知，从赞同阎明复的角度略作补充，也让爱好历史的朋友们一同辨析。
话得从陕西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书谈起，看书名就知编者偏重学术价值，《西安事变实证研究》，由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和陕西省华清池管理处合编，收海内外学者文论70余篇，早已公开发行。书的版权页上标2001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实它至少拖延了几个月才定版的，因为和我一起，有好几篇论文都是迟至2002年春才交稿的。这部近800页的书，原是2000年8月那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汇编，会后增收的几篇，多是没有到会的知名专家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有毕万闻的《张学良是否加入了中共仍然是个谜》和周毅的《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述略》两篇。
毕万闻供职于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有年，著述颇丰。他主编的《张学良文集》上下卷，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他的这篇谈张学良中共党籍的长文，是一则很好的专题综述。他考察得很细，说1980年前苏联书刊中透露了中共在1936年有意吸收张学良入党，曾引起共产国际的不安。此说后来渐被史学界关注。毕万闻还介绍了国内译载苏刊的时间、国内学者们的看法。20年来莫衷一是。毕的基本看法是：“张学良到底是否加入中共，迄今为止，尚是一个历史之谜，在没有发现可资证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之前，仅就目前已经发现的种种间接史料加以推断，任何结论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那么谁掌握了“可资证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呢？这就该说说周毅了。他是辽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们那儿有个“东北军及张学良研究会”，他负责，在国内外近代史研究界颇有声望；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大陆与他老人家的联系接触、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祝寿问候，多由周毅他们预洽转告。周毅是国内目前掌握西安事变资料最权威的人士之一，他从70年代末就泡在中央档案馆里，多年冷板凳，并和事变幸存下来的老人们交往甚笃，关系极好。为了推进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周毅特别能团结各方人才，注意积累资料，注意建立学术基地培养学术传人。他一贯谨守我党的统战政策，懂得纪律分寸，懂得研究领域的保密，尝自称“述而不著”，轻易不下笔。在他的建议下，西北大学筹备组建了“西安事变研究中心”，成立后即举办“实证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周毅到会祝贺，还带来了两份史料，仅在极小的范围里传阅。后来，他可能碍不过李云峰（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面子，补写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述略》这篇短文。加之张学良将军已经作古，披露他的政治隐秘不再忌讳。周毅依据那两份史料及多年研究心得写道：
“1936年6月，张学良、王以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7月15日，共产国际只批准了王以哲，没有批准张学良，但中共一直以对待党员的态度对待张学良。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这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这几个问题的核心是双方配合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在9、10月间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发动抗日局面。后来红军和东北军的一切军事部署都按这个精神办理，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阶段。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见《西安事变实证研究》第629页）
这里对张学良的中共党籍一事说得很肯定，还透露了两份未注明馆藏处（自然应是中央档案馆了）的档案：一，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张学良同志的信（请注意，只有党内才称“同志”；信中对杨虎城却不称同志）；二，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共同签订的《抗日救国协定》。
史料完整无误，前者“17个问题”，后者“计8条”，共十余页，我都有幸细细过目，阅后暗自兴奋不已。记得中央四位领导人的化名是“赵天、赵来、赵古、赵东”。李云峰还补充，陪张学良秘密会见毛泽东的有东北军115师师长熊正平，熊生前多次回忆过史事。从史证的角度说，这两件事已毫无疑问：一，张学良确是中共党员；二，张学良确和毛泽东有过会晤。毕万闻没有去西安参加那个实证研讨会，也没有看到周毅悄悄出示的史料，当然还寄希望于“可资证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呢。这次，他该看到阎明复的文章，或是同周毅交流一番，总之该转疑为信了。
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特将高崇民先生怀念张学良诗中“一人憔悴在东南”句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对此，许多人长期不解。如果联系张学良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背景，可能不难理解周恩来突出“奋斗”之心意。听听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对记者说：我就是共产党呀。近年来，回回纪念西安事变，纪念张学良将军，都会有些热闹的文字。依愚见，弄清张学良确是中共党员以后，就该着眼张学良和跨国的共产党里各派系的关系，这才是研究西安事变演进的关键，也是解开策动事变谜团的钥匙。
（2005年12月5日稿）
张学良将军“党籍问题”小议
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叶帅也证明了此事。
关于张学良加入共产党问题，已不是什么秘密，台湾的一些刊物早已公布了苏联解体后这方面的档案；原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访问俄罗斯时，也看了同样的内容；吕正操将军还多次对我说过，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张学良曾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入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连夜在安塞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当时与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并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若接收张学良入党，势必造成东北军分裂，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向张说明此意，张完全理解。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但像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入党，由于当时中共尚属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向在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报批。又由于苏联因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存有极大偏见，没有批准张的要求。
阎明复同志今年在《忆宋叔》(宋叔即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同志，2002年11月22日故去)一文中称：“我记得，在宋叔离开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他特地邀我去，对我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关心，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宋叔接着说，我最近专门写信给叶帅，请他接见我。最近我见到了叶帅，提出这个问题。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把叶帅谈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记录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保险箱里，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给中央。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他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中共党员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宋叔告诉我后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1995年夏天，……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所有的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当时我一边小声地读这份电文，一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去发展，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1992年张学良在同张之宇教授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
“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我内心……。”
有的海外学者，把张的上述谈话解释为：他向来敬仰周恩来，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英勇的长征向来赞不绝口，说共产党是爱国的，他自己也是爱国的，所以他就是共产党。我以为，一生光明磊落的汉公，在摆脱了蒋氏父子对他半个世纪的禁锢后，用“口述历史”的机会，终于堂堂正正地向世人宣布：“我就是共产党！”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张学良要求参加共产党是真真切切的，无论张学良生前是否有恢复党籍的愿望，有否留下遗言，有关方面今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都无关紧要，但这一历史事实是抹杀不了的。
所有这一切，张学良当然是心如明镜，只是蒋氏父子直到见“上帝”时，还蒙在鼓里。张友坤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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