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具备成为世界典范的潜力，但要让这种美好的发展前景成为现实，“却没有直达幸福的电梯，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 ●如今，由于现实所迫、生计所系，中国人过分注重工作成就而忽视了生活质量的其他方面。生活方式的优势尚未显现出来，因而无从谈起世界典范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所忘却的传统，其实在许多外国思考者看来，却是最重要的、最值得珍视的东西 心理学家想拍中国人的马屁？ 心理学家佩塞施基安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成为世界典范。佩氏说，中国人在四个方面均表现非常出色：一是注重美食却身材苗条，没有美国人的肥胖；二是勤劳工作，让“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三是人际关系和谐，有良好的家庭观念，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四是底蕴深厚，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举的文化传统提供了充实的精神世界。因此，中国人平衡、和谐的生活方式可以为世界树立榜样。
佩氏是什么人？查阅资料，知道佩氏在伊朗长大，移民德国后完成高等教育。1968年他创立了积极心理治疗法，跨文化是其特色，适用于全人类是其追求。佩氏追求世界多样性的统一，这位信仰巴哈依教、具有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心理学家对宗教冲突、战争和东西方之间的误解感触颇深。他认为，具备了积极心理治疗知识的人不仅知道自己如何处世，而且还会逐步影响自己的家庭、社区、国家乃至世界。这和中国传统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身处世之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著书22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0个心理治疗中心。1986年以来，他10次来华讲学，7本著作被译成中文。佩氏学说的核心是一个生活质量模型，即生活质量由4个方面决定：
躯体/感觉：自我感觉如何？
成就：工作、事业如何？
交往：人际关系怎么样？
幻想/未来：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
任意一个领域的片面发展或者不健全都可能产生冲突。佩氏认为，人应该把自己的精力尽量平均分配到4个领域中。打个比方，一位快马加鞭（成就）奔向目标（幻想）的骑手，在保养好坐骑（身体）的同时，还要预备着被马掀翻时有人再扶他上马（交往）。
笔者最初想采访佩氏，并准备着手写就《跨文化视角中的和谐人生》一文。没想到一些同事和朋友甩来鄙夷和质问：俗套！这种通过老外的口，让国人洋洋自得的话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确，描绘洋人对国人的夸奖好像是宣传稿，会被某些人说成“靠红线”。
翻翻这几年的报刊，一方面“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穿上斗大的黑体字外衣轮番上阵、闪亮登场，另一方面知识界精英疾呼国人不要沉湎于中国崛起的讨论而不知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何处。一边要激发民族自豪，奋勇前进；一边在警告切勿民族自恋，山外有山。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在飞速发展的轨道上飞奔，而她的民众却萌生迷失方向的疑惑：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回归自我？还是迷失自我？
这些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热点。蜂拥而至“跑马占地”的不光是拥有天文数字资产的各国财阀，川流不息粉墨登场的还有门类繁多层出不穷的学术流派。佩氏恰恰是在国内掀起的心理咨询热潮中登陆的外国学者之一。难道他为了推销自己的学说拍中国人的马屁？我泱泱大国在吸收外资的同时就不能对外输出精神财富？中国人究竟应怎样看待自己？中国人究竟可否影响世界？我把朋友、同事和自己的疑问全部抛向佩氏。
佩氏说：“全球化把人类领进了一个开放的社会，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世界观、种族、成就和生活方式的人群互相来往。中国有自己的儒、道、佛，中国人不但开放而且对异族没有偏见，因此可以在交流的基础上向他人输出丰厚的人生哲学传统。这样一个相互沟通的过程意味着中国人具备在四方面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躯体、成就、交往、幻想。”佩氏的积极心理学注重寻找和挖掘人的潜力，把潜力看成一种能力。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具备成为世界典范的潜力，但要让这种美好的发展前景成为现实，“却没有直达幸福的电梯，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
中国人过分注重成就？ 佩氏把目光投向未来，而我更关心现在。他的答案让我意犹未尽，于是我找到了我的忘年交、花甲之年的瑞士心理学家葛安倪（Agnes Ghaznavi）和葛碧建(Bijan Ghaznavi)夫妇。他们从1996年开始在中国各地做心理学培训，这些年来，两位老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比在瑞士生活的时日还多。这对夫妇也是佩氏的朋友，办培训的结业证书就是佩氏主持的德国威斯巴登心理治疗研究院签发的。
我们约在一家波斯饭馆见面。葛碧建也是伊朗后裔，移民欧洲后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和佩氏有相同的教育和跨文化背景。在餐桌上，我问葛碧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世界的榜样？葛碧建笑着对我说，佩氏虽然来了中国10次，但没长时间呆过，他和很多外国人一样把中国理想化了。我们呆了这些年，觉得如果用佩氏的生活质量模型衡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过分注重成就，忽略了其他方面。葛氏夫妇这些年来一边在中国讲课，一边积累了不少案例，其中不少是婚姻失败和小孩与父母严重对抗的例子。他们认为中国人在情感关系和子女教育上问题严重。葛安倪则在一旁解释说，其实二战后的欧洲也有类似经历，这是摆脱贫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是啊，从国民经济在崩溃边缘徘徊到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今天还不到30年。 2300多万同胞仍吃不饱肚子，2亿多百姓仍生活在联合国人均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下，中国拥有的贫困人口数仍居世界第二。我们尝到了经济迅猛发展的甜头，也经历了随之而来的矛盾。贫富差距之大犯不着跑去农村考察，繁华都市的犄角旮旯就可见一斑。
这些年全世界中文热，北京的五道口、清华东路一带成为海外学子汇聚之地，国际性和现代化的朝气扑面而来。中日韩意等等多国风味餐厅林立街头，各式标新立异的时尚咖啡馆、酒吧和健身中心让你目不暇接，不同肤色、语言、服饰的青年人穿梭于各个新建公寓楼之间。可是离这片繁华不到2公里的地方便是年久失修的平房和垃圾遍地的土路，这里居住着打造和支撑繁华的劳动者。这鲜明的对比或多或少地说明了现实，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吃苦的美德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列车高速前进的巨大动力。让这趟列车行驶得既快又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葛氏夫妇所说，中国人过分注重工作成就而忽视了生活质量的其他方面着实是现实所迫、生计所系。
为何生活质量不尽如人意 其实，葛氏夫妇和佩氏的观点并不矛盾，而且有些相互补充的意思。过分注重成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中国人目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活方式的优势尚未显现出来，因而无从谈起世界典范的问题。
在与葛氏夫妇几年的交往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他们喜欢这里的热闹和东方人的智慧。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他们愿意和聪明人呆在一起享受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他们把中国人生活质量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归结为：变化。
在葛氏夫妇看来，中国1年相当于瑞士10年，葛碧建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有哪个在上世纪70年代去世的中国老人能够再生，他一定会在接踵而来的变化面前突发心脏病。葛安倪则较为严肃地和我讨论过相同话题。她认为西方崇尚物质生活的现代价值观汹涌而来，冲击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此迅速和突然的变革令一个民族不能及时消化，并在国人的头脑中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于是种种心理和社会问题凸显。欧洲花了几个世纪走向现代化，这个过程总体来说是逐步进行的，其间贯穿的革命和暴力可以算是现代化的代价。而中国走进现代化好像只用了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工夫，没有序曲而直奔华彩。但是代价同样要付出，以佩氏的生活质量模型来衡量，中国人忽视了精神和人际关系领域，感情生活不稳定和子女教育失误算得上生活质量失衡的体现。
我并非完全赞同葛氏夫妇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闷头苦干、忙忙碌碌、蹦迪泡吧的改革开放一代不妨安静下来想一想，传统的根在平常生活中还有多少生长空间？舶来之物是否太多地改变了我们的言谈举止？远的不说，刚刚过去的重阳节和万圣节相继到来，新生代中登山的恐怕没有装神弄鬼的多。再说语言，十几年前的译制片中外国人说的是中国话，现在说的是用外国语法组装的中国词，而这种生硬的时髦翻译体已经悄然成为都市白领的口头禅：“你真的这么认为？”“为什么不呢？”“哇，这个产品有什么新的功用？”。当我们探讨中国生活方式可否成为世界典范时，外来的强势文化已经渗入了我们的生活。然而，中国人现在所忘却的传统，其实在许多外国思考者看来，却是最重要的、最值得珍视的东西。
一则国王和宰相的故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或许能帮助我们思考。国王外出打猎迷路，夜晚在一农民家过夜。淳朴的农民热情好客，但并不知招待的是国王。国王回宫后把他提拔为宰相，宰相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大臣们嫉妒了，他们看不起这个农民，于是向国王进谗言：宰相每天早上都要去一间屋子里呆好一阵子，肯定是密谋造反。一天清早，国王悄悄跟着宰相进了那间屋子，可是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国王问，你每天来这里做什么？宰相答，我每天都要提醒自己从何而来，以感激国王的恩惠，更好地为国家效力。
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经济腾飞是一件很突然的事，随之而来的关注和称赞既有利益所驱的成分也有理想化的偏颇。当世界瞩目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是否也应该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至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可以成为世界典范，按照佩氏的说法，潜力也是能力，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是外来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新生代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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