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早上，在上海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两次被下达病危通知单的罗森不得不依靠气管插管等待着一种救命药——复方磺胺甲噁唑注射针剂。这次临床紧缺的廉价老药复方磺胺甲噁唑注射针剂，也就是复方新诺明，是一种十几年前普遍应用于临床的特效药，但由于价格低廉到只有2元多一支，现在整个上海已经买不到了（10月23日《东方早报》）。
看病贵、看病难已经是尽人皆知的老话题了。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药价虚高。医院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药养医”的现象，为了追求效益，某些医生开高价药、服务掺水，而患者作为消费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有患者生出“为‘医’消得人憔悴”的感叹。
尽管政府多次通过行政手段降低药价，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药商们将廉价药“改头换面”卖个高价，替代原来的廉价药。两次被下达病危通知单的罗森事件给我们很多警醒。便宜到只有2块多一支的复方磺胺甲噁唑的替代品很多，但是对于罗森的病来说，复方磺胺甲噁唑的替代药品达不到最佳的治疗效果。罗森这个特殊的例子告诉我们，廉价药被高价替代药淘汰的后果原来是这么严重！实在发人深省。
再看另一个患者的例子：2002年，萧国雄带孩子到中山大学一附院诊疗过程中，孩子突然呼吸停止，虽抢救过来但已脑瘫。萧国雄将医院告上法庭。诉讼中，他怀疑医院提供的病历多处涂改，要求进行笔迹鉴定，但今年4月，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报出了高达48万元人民币的鉴定费用。由于交不起这笔费用，案件至今搁浅（10月24日《健康时报》）。
48万！有多少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患者家属为孩子治病已经差不多倾家荡产了，打官司还要交这笔“天价鉴定费”，这样的官司还怎么打？医疗鉴定适当收点费可以理解，但不能脱离普通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48万元，这个收费的“门槛”未免太高了。拿不到笔迹鉴定，就无法向法院起诉，可是想拿到这一纸鉴定就得交48万元的费用，那么病人还怎么状告医院？
怎么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一直是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如何保障患者的看病权，同样应是政府认真考虑的问题。医疗事故鉴定该怎么收费，收多少，相关部门应该在充分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制定一个适当的标准。看病和医疗鉴定的高收费“门槛”都该降了，怎么个降法，不妨多听听百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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