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之后，人们痛心于国家科技的落后，自然地形成了对文化知识对科学技术的强烈追求（这一追求反映了不甘落后奋发上进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必将支撑中国不可阻挡地走向现代花、走向富强直至引领世界并服务世界）。在此形势下，在国家的政策层面，顺乎自然地逐渐形成对学历的追求。应当说，在开始的阶段，这种追求对激发人们的学习热情、提高民众文化水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时间的推移，这种追求从对学历代表的知识与科学的正常崇尚，步步加深地演变为国家对高学历误导性的崇拜和对文凭的苛刻要求。引发了全社会对高学历的过度追逐；导致国家教育陷入应试的泥潭，导致民族智慧误入形式主义歧途，令亿万青少年和成人的宝贵时间与精力耗费于学历追逐的无聊竞争中。先前的良好愿望时至今日演变成舍本求末劳民伤财弄虚作假虚伪作弊形式主义误国误民的疯狂。
在国家主导的全社会对高学历追逐的大气候下，中国教育陷入应试的泥沼；在激烈的功利竞争的强大磁场下，教育难以避免地被扭曲、偏离教育发展的正确科学的方向。学习中，学生无法关注和选择他们需要的能带来真收获真感受具有真价值而不能带来考试分数的领域，却不得不去记忆和学习并不感兴趣、在人生实际中也派不上用场、却能在选拔性升学考试中带来分数的垃圾知识；学生的身心不是得到发展，而是普遍性地被严重局限甚至损伤。虚耗了大好的青春、宝贵的时间，只为对付冰冷无情的考试，获取一纸文凭；许多的拼搏与奋斗，其实是与同窗的内耗，就社会进步而言，基本是低效或无效劳动；空耗了许多宝贵的教育资源。这一切，让不幸的中国教育大打折扣。
在追逐学历的功利性的扭曲下，人们实际关注的是结果：“能不能考上”，“取得不取得文凭”，至于真才实学，反使人无暇顾及；被扭曲的教育无聊无奈、荒唐而不切实际又令人心沮丧。在这种情势下，考试作弊、招生作伪、假分数、假文凭、假学历、假档案……种种作伪横空出世，极大地损害社会诚信，久而久之将损坏民族精神。
学历要求越来越无助于人们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每个人天然地会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只要宏观环境没有严重的阻碍，每个人天然地会寻求自己的发展。无需国家多此一举地驱赶与苛求；否则反成扰民误民之举。
学历要求无助于公平公正用人。用人中的公平公正，只能通过用人单位对本单位发展和前途的自主负责来实现，通过岗位竞争的公开透明和程序公正来实现；以学历相要求无济于事，并可能漏失真正有真才实学但学历不占优势的人。无数的事例证明，高文凭高学历者不一定高能力，低文凭低学历者或许能力高强。
学历要求也无助于人才选拔。高学历高文凭者，无非是今日教育下善于考试者而已，其知识结构很大程度地局限于虚拟知识书本理论，与真才实学、实践历炼相关很少。学历追逐下所产生所认可的“人才”，未必就是具体的某行某业真正所需的人才，二者往往相差甚远。学历要求并不利于社会底层优秀子弟脱颖而出，因为高等教育日趋走向大众化，通过各种手段许多平庸的权贵子弟反而轻易能获得更高的学历与文凭。
二
老子《道德经》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之法，不刻意追逐，反倒能在喧嚣炽热的争竞中，拓展出清静自然的局面来。同样，我政府在教育中，也应当采取自自然然、清正无为的宽和政策。
刻意而为的学历追逐严重扭曲了中国教育；是教育回归常态、回归本原、回归自然平和的时候了。
学历歧视与学历崇拜如影随形，有学历崇拜必有学历歧视。与学历追逐相反，国家应当明令禁止一切学历歧视与学历崇拜。应当明确规定：凡是合格完成义务教育、且通过公平公开的岗位竞争能胜任岗位要求的，禁止用人单位以过高学历相苛求。
大学不应再是为世俗职业而捞取资格的场所。大学无需向学生提供世俗的“学历文凭”，人们也无需因“学历文凭”外在不实之物而分心劳神与作伪。人们进入大学，纯粹地为着自己身心的休息与健康、为着自己精神人格能力才智的成长与发展，自自然然，真真实实。大学全心全意地以提高和改善教育服务吸引学生。大学成为国家公民修养身心的栖息地、吸收新知的加油站、沟通交往思想激荡的平台、终身教育的场所。宽松无为的大学教育环境，才能化育出特异卓越的人才和新奇高远的思想。
尤其是国家公务员岗位和国家控制的企事业单位应当率先停止对高学历的苛刻要求，代之以公开透明科学规范监督严明的选人用人体制，使得社会的底层百姓有同样平等的机会在这样政府背景的单位中谋求就业；再次，政府应当引导、要求和监督社会上各用人单位建立科学规范的选拔用人制度。
三
国家误导产生的全社会对高学历高文凭的崇拜与追逐浪费极大、损害极大、消极后果恶劣严重，到应该摒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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