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看病贵 主要贵在不公平

                     中国人看病贵主要贵在不公平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因为看病就医跟每个人切身相关，无论居于庙堂之上，还是身处下里巴人

。所以，当初广东的曾其毅医生一声“中国人看病其实并不贵”的感叹一发出，马上成为全社会关注热点。
    在今年广东两会期间，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对媒体说，“在中国，看病是最不难的，也最不贵！

老百姓觉得看病贵主要是因为看病的钱要自己出，但出不起（钱）并不等于贵。”此言一出，立即招来不少

“板砖”（批评）。我联络上曾其毅。他在给我的短信中说，“我说老百姓自己掏钱看病就觉得贵，这个贵

跟实际价格不是一个概念；应该建立机制让老百姓不用花那么多钱，同时也应该变观念，健康服务不是廉价

产品，人们应该重视它。”他建议我搞些数据，比较国内外医疗的价格，国内外健康支出占收入比例等。
   曾医生说的有道理。单从字面上来理解，我们看病肯定贵。但是，看病贵是个很主观的问题，与个人医疗

消费能力、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水平等密切相关，而且分多个层次。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举个例子，

说有个朋友在美国学习期间，得了肺炎，治疗回国后，美方寄来一张帐单，朋友一看吓一跳，“不会吧？治

疗费用2万多美金，合人民币15万多！”再一看，原来是保险公司寄来的。保险公司为他看病支付了2万多美

元，“朋友悬着的心一下放下来。”
　　个人医疗消费能力与可支配收入也关系密切。2005年，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约为

3200元。那一年，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对我国部分省份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情况进行调查。调查

发现，当年人均纯收入2000元以下时，农民手里基本没有多少“活钱”，自费医疗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农

民每户每年最高能承受多少医疗费用？调查发现，贫困地区约5000元，刚脱贫地区约1万元，为当地农民年人

均纯收入的4倍左右，超过此限，农民就会放弃医疗；小康地区约2-3万元，为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6倍左

右；宽裕地区最大可支付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8-10倍的费用，再超出也会返贫。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

接受的看病花费与人均纯收入不是等同的倍数关系，收入越低的人，承受力越低。
    那么，看病花费国内外差别到底在哪里？在某网站组织的专题讨论中，不少网友以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明

。因为头总感觉不舒服，有位网友在中国做了一次磁共振，在日本也做了一次。两国医生同样都确认情况不

是很糟糕，最后都认为是血管的问题，随便开了一点神经药物。其花费分别为：
                      中国                              日本
        矿泉水一瓶     1 元                           100 日元
        快餐一次       5 元                           500 日元
     诊疗费＋磁共振    400元                         20000  日元
         药费          60 元                           600 日元
     其中自己承担       200 元                         6000 日元
    2007年人均GDP中国约为2400美元，日本约为34000美元，相差14倍左右。以此为基数，比较上述数字：

日常消费中日相差6-7倍（以人民币与日元汇率1：15计算），看病总费用相差3倍多，其中自己承担部分相差

2倍。药费相差约1.5倍，只不过是倒过来。从该个例比较发现，中日两国的物价没有收入差距大；从绝对值

看，在中国看病不如日本贵，但从相对值看，中国看病贵，突出体现在药费上，其次是自己承担部分。
    对于中外差距，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人家看病大多数都能报销，自己负担

很少；而我们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全部报销，大多数人只报一部分，而且是社会越底层的报销比例越小

，有些收入低的人看病甚至完全自费。”从绝对值来说，中国看病费用并不贵。比如，看一次感冒，在香港

需要3000港币，我们只需要300元人民币。两者的不同在于，香港人看感冒只需自付很少一部分，我们则主要

需自己负担。香港的人均收入远高于我们，此消彼长，我们当然觉得贵了。
    钟南山认为，经济社会因素是一个层次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国的卫生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均衡。前几年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说，一个1000人的社区，其中有750个人会得各种病，其中500个可以自己吃

药解决；剩下的250人到社区去看，其中只有9个人去大医院解决，只有一个人需要专家“搞定”。这是一个

典型的“正三角”医疗模式：大部分人看病在基层。而我们现在是“倒三角”，大部分病人挤在大医院，感

冒发烧也要看专家，这样看病肯定难、肯定贵。
    社会保障标准不统一也好，卫生服务不均衡也好，背后隐含的都是健康权益的不公平问题。正如卫生部

部长陈竺所说，目前我国卫生事业各项指标虽然不错，但在每一个不错的平均值后面都隐藏着一些不幸的群

体。“我们的人均卫生支出虽然不低，但是差距很大，这其中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体。”今后我们努力的方

向应是促进公平。
    事实上，由于看病贵成因复杂，泛泛地谈论意义不大。而解决看病贵问题的钥匙就在政府手中。政府应

该统筹兼顾，重点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加强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切实改善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钟南山认为，教育是培养有知识的人，医疗卫生是造就健康的人，而不仅仅是给老百姓治病，减少群众

医药负担，“没有病”与健康不同。应从大卫生角度理解医改，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认识到，搞好医疗卫生

和搞好教育一样，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仅仅是一个解决社会矛盾，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减震

器”。政府领导只有将医疗卫生工作提高到造就一个健康民族的高度，才能真正搞好医改。
    有了认识上的提高，在经济层面，政府才能安排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健康，投向城镇农村基层卫生机构

。其一，卫生经费投入要和国际接轨，让公众了解政府卫生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发达国家占8%-10%，

美国高达15%。我国2003年卫生投入约占5%，刚刚达到WHO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还应该提高。其二，过去的

卫生投资主要是城市大医院，本次政府的工作报告已明确向农村基层倾斜，希望地方政府也将加强社区基层

投入作为重点项目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