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平：我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有的这个想法，当时想法是一方面医生这个职业很高尚，可以治病救人；另一方面，从事医生这个行业是和人打交道，我比较喜欢。我对生命科学比较感兴趣。

    39.net：您在求学和行医的过程中是否一帆风顺？您是如何克服其间遇到的困难？

    罗小平：我在大学毕业后直接读研究生，然后留校工作，晋升副高职称后出国学习工作，再回国，过程也算是比较顺利的。要说困难可能就是在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无论是临床工作、科研工作还是教学工作都必须十分认真、刻苦，这样才能做出一点点成绩。

    39.net：为了39健康网的网友学习借鉴，您可以介绍一下成功经验吗？

    罗小平：我觉得要成功首先需要有目标，有了目标和方向才会有动力，才能开始进行工作。其次就需要付出努力，只有自己付出的多一些才有可能得到的比别人多。当然不一定付出和收获完全成正比，但是不付出就不会有收获。最后一点就是要把握机遇，这就需要在平时做好准备，这里说的准备包括了知识、能力和修养等方面。

    39.net：您已经取得了如此的成绩和荣誉，请您谈一谈在这20多年的求学、工作的经历中，有没有让您感到特别自豪的事情？

    罗小平：也谈不上什么自豪，反正都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如果要说起来的话可能就是在92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高，当时可能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晋升副高的医生了。这也没有太多什么可说的，只是当时我的机遇也很好，正好国家开始有这种破格晋升的政策。另外，我回国后，在2001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个人最高的科研项目。

    39.net：您现在主要主持的科研项目有哪些？

    罗小平：我们前期完成了国家卫生部的临床学科重点项目，现在又在申报新的重点建设项目。目前主要承担的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教育部聘请外国专家重点项目、国家“863”、“973”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以及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些项目等。主要研究方向为胎儿和新生儿肺发育和肺损伤的机制与干预，遗传代谢内分泌疾病的筛查诊断和分子机制等。

    39.net：引述一位留学归国医学博士的观点：现在国内一位教授要成名，需要7－10年的寒窗苦读，10－20年的穷学徒，最后一朝成名已是两鬓斑白。但是他们的收入可能就和一名电信系统或是银行的职工差不多，所以有很多医生认为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但是我们的患者却都在置疑医生的灰色收入，从而引起了医患关系的紧张。您能谈一下对此观点的看法吗？

    罗小平：你刚才说的医生需要“7－10年的寒窗苦读”其实远远不止。按照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这样读下来，恐怕需要一二十年了，而且医生这个职业和其他职业可能不一样，做医生还需要强调继续教育、继续学习，就算你已经成为知名的专家、教授以后，你还需要不停的学习，只要你半年或是一年不学习、不看新东西，你的知识就可能会老化或是错误的，所以从医确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行业，很辛苦！
    医生是在和病人打交道，病人的生命交给你，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同时，它的风险也非常高，所以医生承担了很多责任。除了心理方面，医生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比如，任何周末都需要查房，连过年过节也需要值班。所以，医生是一个非常辛苦并且风险高，对个人的整体素质要求也是十分高的职业。从收入方面来讲，无论从相对或是绝对来说国内医生的收入在世界上都是非常低的（相对收入即是和其他行业收入相比），包括与印度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所以在中国，学完医以后又改行做药品销售或是其他行业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在国外这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反映国内医生收入不合理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国家想要在现阶段把医生的收入提到很高或是赶上国外的水平是很困难的，这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目前一些媒体或是政府的一些行为，把突出的医患矛盾、病人就诊难等问题都放到医生的身上去，这样的做法对医生来说是不正确的，也是很不公平的。
    像去年SARS时，我们的医生都是冲在第一线，都没有考虑自己生命危险，由此反映出，内地的医生还是不错的。像在台湾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医护人员在遇到SARS时，许多人干脆就辞职不做医生了，在国内好像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和我们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修养是密切相关的。你看奇怪的是去年是这些医生，今年还是这些医生，但是今年多见的就是负面报道了。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是会束缚医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对病人是不利的。比如说你做一个肿瘤手术，旁边有个供应肿瘤“营养”的血管，你可以不动它，也OK，但过一段时间这个肿瘤可能会复发；如果说给医生一定的自由度，承担一定的风险的话，他可以给你做一些更大胆的尝试。但是要像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医生完全可以说不做，这样他就可以保全自己而又不会违背医疗原则。否则很可能产生医疗纠纷，打官司，甚至要医生去坐牢。再如，现在还有一些药物对部分病人也是可用可不用的，因为药物总有一定的副作用。这种情况下，医生可以凭借他的临床经验和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应用，而有利于病人的康复，但这样有可能产生医疗纠纷、“惹麻烦”，他就完全可以不用这个药。医生这样做没有错，但最后不利的可能还是病人。因此医患之间应该多一些相互理解和信任。
    医生的收入问题还可以从挂号费上看出一些端倪。在我们同济医院，一个正教授的专家号是8块钱，但是你可以到我们医院门口摆摊算命的那里去问问，他们给你算一次收多少钱，肯定不止8块，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问题。包括病人到医生那里去看了病，然后去药房拿药，一般都会认为他拿的药比看病更重要一些，其实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医生通过他几十年的学习和经验来给进行诊断，判断你是否需要用药，该采用何种治疗方式，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最“值钱”的。现在的病人到医院来就诊，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病不需要用药，只需要观察什么、注意些什么问题就可以了。这时病人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号他白看了，白挂了8块钱的号，因为一分钱的药都没有开。这点是和我们病人的整体素质和人文背景有关。一个教授专家号8块钱已经是很低的了，而且这8块前还不是给医生本人的。我有些很好的朋友在香港做医生，他们看一个病人的诊疗费就是1000多块钱。在国外看病属于医疗保险范畴，其中很重要的一笔费用就是医生的诊疗费。现在我国可能还没有医疗保险或是医疗保险制度还不健全，这样就把矛盾就转嫁到医生与患者之间了。再一个就是药品回扣问题。在国外一个医生一年可以赚十几万二十万美金，在他们来看不存在哪个药厂说，你用我几只药我给你几块钱的回扣。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几块钱相对于他一年几十万美元的收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国外对药品营销也有很严格规范的管理，如果存在这些违规的行为，这些药根本不可能销售。而医生如接受药品回扣，就会被吊销行医执照。因此，合理体现医疗服务的价值，贯彻执行严格的行业管理规范均十分重要。

    39.net：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身高会给他的生活、工作和婚姻等方面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许多家长十分关注孩子的身高问题。您是儿科专家，请问除遗传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影响孩子身高的其他因素？儿童身材矮小的标准？

    罗小平：同一人种，相同的年龄，同一性别，身高呈正态分布。增高这个词现在是被炒得过热了，这主要和我们国家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也与现在媒体和某些行业的不正确导向有关。比如说：你随处可以看到街上的招聘广告上面写着身高要多少多少才能达到应聘的最低要求等等。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观念，也是一个身高歧视的问题。在国外的任何公司，如果在他的招聘广告中出现身高要多少，否则不予录取类似的话，这个公司肯定是要吃官司的，因为这是一种违反人权的歧视，马上就会有人将你告上法庭。年龄、身高、性别、人种、肤色、宗教信仰、身体残疾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作为是否录用的标准。但在我们国家，将身高标准直接写在招聘广告上十分普遍。其实除了少数特种行业外，身高对一般的工作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每个家长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孩子高大挺拔或亭亭玉立，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医生，我们也可以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指导或治疗。但是身高有正常的分布，只有低于正常人群的第3百分位数，我们才把他归为身材矮小，高于第97百分位，我们也会说他是身材过高。所以在第3到97百分位之间都是属于正常的，家长应该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但不必过于担心或强求。
    影响身高的因素主要是遗传，父母亲和整个家族的身高对孩子的身高起重要作用。但除了遗传因素外，孩子的身高还与营养、运动、睡眠、生活环境（物质环境、精神环境）和疾病等因素相关。
    在营养这方面，主要是要注意饮食搭配，保证足够的营养供给，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微量元素等都很重要。营养不良肯定影响身高。还有一些如节食减肥或是摄取过多热量食物导致肥胖等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影响孩子身高的罪魁祸首。其实只要是均衡的饮食，各方面的营养注意搭配，不要偏食。这样孩子的营养就足够了，完全不用再去买一些所谓的营养品。现在很多家长给孩子买一些很贵的营养品，这也与我们媒体的导向和行业不规范有关，只要出钱就可以在任何媒体上做广告，找一些明星或是主持人代言，对老百姓有很大的欺骗性。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增高药品和保健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无害无益，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一类是有害无益的，可能使最终身高反而降低；还有一种可能对促进长高有一定作用，但其价格远远高于其价值。所以家长在选择产品时应特别慎重。
    在运动和睡眠方面，现在学生的负担也特别重，所以家长要特别注意督促孩子们进行适量而持之以恒的运动，促进孩子的新陈代谢、增进食欲，同时通过运动也可以改善孩子的睡眠，充足的睡眠对孩子长高十分重要。再一个就是环境因素，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乃至心理环境（和睦与关爱）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另外，如果孩子有慢性疾病如肾病、肝病或是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如：生长激素缺乏、遗传病以及染色体病、性早熟问题等，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但是一般急性病，如感冒、急性肺炎等对孩子身高的影响就相对较小。如果是由于疾病引起的身材矮小，就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儿科内分泌专家处就诊。

    39.net：请问您的理想？

    罗小平：呵呵，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好医生。作为临床医生应该尽量掌握先进的医学理论和技术，具备良好的医德医风和个人修养，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本月初，揣着在德国获得的博士学位证，邓东锐回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邓东锐只是同济医院“海归”群中的一员。从1997年至今，该院已有180名留学德、美、英、日等国的人才从海外归来。

    作为一家地处内陆的医院，同济在物质待遇、生活环境等方面赶不上国外，也较北京、上海的名牌医院逊色，能够吸引这么多“海归”，磁力何在？

    周剑峰现任同济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肿瘤生物医学中心副主任，他是2001年7月回国的。

    此前，周剑峰在美国芝加哥依利诺大学医学院工作3年，购置了车子、房子，年薪6万美元。

当周剑峰将回国的想法告诉别人时，他们都感到诧异：“你不认为回国是一种失败吗？”周剑峰的洋导师也非常惊讶：“What＇swrongwithyou？（你怎么了？）”

    经过半年慎重考虑，周剑峰最终下定了决心。他对妻子说：“在这里，我只能呆在实验室做实验，永远都在导师手下干；但回同济，我可以当医生，可以有自己的舞台。”

    但要回国，周剑峰不得不考虑许多问题，如妻子的工作、孩子上幼儿园等。

    “你上班，你太太就来上班。”医院人事处处长吴菁的回答让他意外。

    周剑峰上班后，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同济就把他妻子的人事关系从安徽调到武汉，分配在医院图书馆工作。同时，把他的儿子安排在医院幼儿园。

    回国不久，37岁的周剑峰走马上任血液内科主任，30万元科研启动基金也划到他的课题组账上。在国外，周剑峰的主攻方向是“肿瘤与其周围组织的关系”。回国后，他将国外最先进的方法移植到国内。在2年时间里，他申请到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成为国家863计划项目“基因治疗制剂”的主要负责人，共获得400万元基金资助。

    周剑峰说：“按常理，科研人员申请到基金后，管理部门是要提成的。但同济倒过来了，不仅没提成，还额外划拨240万元作为匹配资金。”———在同济医院，只要课题中标，医院就会给匹配资金，最高匹配额达230％。

    今年11月，周剑峰带领的课题组取得重大突破，他们找到了能控制肿瘤细胞生死的基因，破解了一道世界级医学难题。这一成果的取得，确立了同济医院在肿瘤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

    “你在他乡还好吗？”“祝圣诞节快乐！”每年过节，许多海外学子都会收到来自同济的问候。

    “同济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随时欢迎你回来。”1992年，就在该院医生马丁即将踏上异国土地时，时任党委书记的黄光英，握着他的手慨然许诺。

    11年过去了，回忆起这句话，马丁仍百感交集：“当时，不少单位都有这样的心理‘走，可以，但别想再回来’。而像同济这样的大医院，人才多得很，何必在乎走一两个。”

    1997年8月，同济医院教授张苏明赴美探望了时任西南医学中心副教授的马丁。在讲述了同济的现状后，他劝马丁：“回同济吧，你或许可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然而，摆在眼前的荣誉、地位，让马丁举棋不定。一名中国医生，能在国外当上副教授，何其不易！但拗不过老同事的再三劝说，马丁决定试试看。

    回国前，马丁与同济医院明确提出，要“脚踏两只船”，国内、国外兼着干，且来去自由。同时，他私下还定了一个“考察期”———2年内，在同济干得顺心就留下；不行，重返美国。

    1997年底，马丁回到故土。很快，同济医院就将15万元的科研启动基金交给了马丁，并让他担任妇产科一把手。

    非议接踵而至：让一个不懂科情、院情，更不懂国情的人来管理130个人的大科室，怎么搞得好？

    面对非议，同济医院领导层的态度是，既然人才回来了，就应该放手让他干。

    马丁率先打破科主任在业务上“说了算”的惯例，允许科室成员进行业务争论；鼓励成员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无论拿到与否都奖励200元；力主科室成员出国，同时也随时欢迎他们回国。

    良好的学术氛围让科室成果频出。2001年，原本处在全国中流水平的同济医院妇产科一举获得“国家级重点学科”殊荣，跻身全国妇产科综合实力前3名。今年初，马丁关于“恶性肿瘤侵袭和转移的机理及分子阻遏”研究获国家973计划项目资助，共获3000万元科研经费。他还当选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成为中南地区卫生界当选首席科学家的第一人。

    5年时间过去了，那个埋藏在马丁心里的“考察期”已被淡忘。他说，他还要在同济干下去。

    在同济医院，有一对“海归”夫妇———罗小平和宁琴，他们在科研上比翼双飞，被称为同济的“居里夫妇”。

    1994年，这对夫妇离开同济赴加拿大留学，罗小平在多伦多儿童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方向为“小儿的遗传代谢病”；宁琴则在多伦多总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方向为“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理”。

    6年过去了，夫妻俩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国外，摆在眼前的路有3条：考医师执照，做家庭医生；继续在导师手下做研究；改行，到公司做研发和营销。但是，这对夫妻的人生目标都是“在医学研究上干出自己的事业”，这3条路与他们的理想相去甚远。

    2000年，夫妇俩回到同济。回国前夕，医院已把罗小平晋升为教授———人尚在国外，职称问题就解决了，这在该院还是首次。

    罗小平夫妇回国不久，正值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课题申报。同济医院将罗小平的课题上报，罗小平成为该院当年唯一一名申请到这项基金的医生。他借助医院的10万元启动基金，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用“气相色谱法”诊断遗传代谢病的方法，结束了以往我国遗传代谢病患者必须将标本寄到国外判定的历史，既节约了病人的费用，又缩短了确诊时间。

    宁琴一回国，同济就为她建立了分子病毒实验室。2001年、2002年，她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创立了通过纳米技术快速诊断肝炎的方法，目前已申报专利。今年，医院又为她创建了我省第二家P3实验室。

    在2年多时间里，罗小平共主持、参与了8个基金项目的研究，申请经费400多万元。而宁琴则主持、参与了10个基金项目的研究，申请经费500多万元。

    在“海归”群的带动下，近5年，同济医院承担各类课题325项，其中，国家级科研课题96项，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总量在全国医界名列前茅。3年来，同济医院诞生了188项新业务、新技术，在全国医学领域位居前列。

    对于众多“海归”扎根同济，该院院长陈安民说：“留住人才，要靠感情、待遇，更重要的是靠事业。”

来源:湖北日报
作者:蔡敏 丁东 曾正航

　　　　　　　　　　　　　　　　　　　　　　　　　　　　　　
　　谈起自己的开门弟子，罗小平的导师——同济医院儿科刘皖君教授掩饰补助内心的喜爱：“罗小平悟性相当好，看一眼就会，点一下就通。”
　　1985年至1988年，罗小平在同济医院读研究生，独立开展了新生儿缺氧血性脑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于1989年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刘皖君教授的老师——我国儿科老前辈吴仕孝看后说：“我正准备将这个课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没想到已经有人完成了。”
研究生毕业后，罗小平在同济医院从事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很快崭露头角。1992年，年仅28岁的罗小平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娇小的宁琴十分聪明。1980年，她仅14岁，就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
　　1987年夏天，宁琴以出色的成绩考上同济医大硕士研究生，报考的专业是儿科学，导师是王慕逖——刘皖君教授的丈夫。
“一对老夫妻带一对小夫妻，这不太好。”刘皖君建议宁琴改换专业。
　　当时，我国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率较高，人群中肝炎病毒携带者达10%左右，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牲畜质量。面对这一情况，宁琴决定将“肝炎病毒感染及流行病学研究”作为主攻方向。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董永绥教授的指导下，宁琴发表了9篇论文，并获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回首往事，宁琴说：“对于改换专业，我现在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在事业上更独立。”
　　尽管研究方向不一样，但这对年轻夫妇拥有共同的志向：将科研与临床结合起来。从国内临床尚未攻克的重大疾病中选择课题，把研究成果用于临床，直接为病人服务。

                                          
    1994年初，带着一系列在国内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夫妻俩赴加拿大深造。罗小平先后以访问科学家、博士后、研究员身份，在多伦多大学儿童医院从事研究工作，主攻方向为“遗传代谢性疾病和新生儿疾病”；宁琴在多伦多大学附属多伦多总医院、加拿大消化学会主席Gary Levy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方向为“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理”。
    在近7年时间里，罗小平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取得了令国外同行瞩目的成果。宁琴先后主持，参加了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她的“鼠肝炎病毒2型核心蛋白基因序列研究”成果还被录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因文库。。
    在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后，2000年初，他们再度审视人生方向：是回国，还是留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他们可以选择继续从事基础研究，成立自己的研究室；或重新考医师执照，做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或到大型公司做研究和开发等。但是,这几条路与他们“致力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志向相去甚远。
    彷徨之际，他们又听到了母校的召唤。在加拿大期间，同济医院的领导和老师一直关注着他们。逢年过节，他们都会收到同济医院人事处寄去的贺年卡，同济医学院和同济医院的领导都曾给他们去信，表示随时欢迎他们回国。
    2000年9月，带者拳拳报国心，这对夫妇告别了国外优越的生活环境，回到同济医院。

                                             
    回国前夕，同济医院已把罗小平晋升为教授——人尚在国外，职称问题就解决了，这在该院还是首次。
    两人回国不久，正逢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课题申报，同济医院将罗小平的材料上报，顺利地通过评审和答辩，获得国家重大资助。
    在国家自然基金和卫生部重点基金的支持下，罗小平带领的研究组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应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诊断遗传代谢病的方法，结束了以往我国诊断此类疾病长期依赖国外的历史，所用技术可较准确地诊断200多种遗传代谢病。随后，成立了全国性遗传代谢病高危筛查诊断协作网络，网络工作的开展对我国降低出生缺陷，推行优生优育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新生儿肺发育生物学和肺损伤机制与防治、儿童内分泌学的领域，也进行了大量前沿工作。
    2002年，宁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小鼠暴发性病毒性肝炎模型，为研究重症病毒性肝炎提供了重要技术平台。宁琴还在国内外最早提出“纤维介素基因与暴发性病毒性肝炎的关系”的观点，为肝炎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去年，她和华中科技大物理系统凯伦教授成立联合攻关组，将纳米技术运用于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的检测。目前，该课题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的方法将比目前最先进的检测方法铭感1000倍。这对早期发现肝炎有重要意义。
    在回国3年半时间里，在完成常规临床、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同时，罗小平主持、参与了8个国际级基金项目的研究，宁琴主持、参与了10个国家级基金项目的研究。他们还共同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申报4项发明专利。
    凭者一项项令人瞩目的成果，罗小平、宁琴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奠定了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罗小平现在人亚太儿童内分泌学会理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儿科学系兼职教授，中华围产医学会常委等；宁琴现任美国肝病协会国际会员、亚洲肝病协会会员等。

                                            
    “他人长得帅，思路敏捷、做事大气，跟他在一起感觉很塌实。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他常常一两句话就让我喜笑颜开。在科研方面，他属于那种方向感很强的类型，善于归纳，能够迅速找到问题的症结。”
    当着许多人的面，宁琴对罗小平这样评价，且自信地说：“我在科研上的方向感也很好。”
    罗小平对妻子的评价是：“她事业心很强，做事有条有理。在科研方面的特点市，她对前沿问题高度敏感，雷厉风行而且十分细致。”
    去年上半年，非典肆虐，长期与冠状病毒打教导的宁琴马上想到“该为这项研究做点什么。”
    从事非典研究，需要建立动物模型。如何建立？宁琴感到棘手。
    去年5月的一天，正当宁琴在实验室冥思苦想时，罗小平走了进来。宁琴告诉罗小平：眼下，我需要寻求一种方法，让小鼠感染SARS相关冠状病毒，而这种感染途径又必须与人体感染非典的途径相似。
    可供选择的方法有3种：从小鼠的鼻子滴入病毒；让小鼠吸入病毒；从气管内注入病毒。
    “用第三种方法可能最好。”有多年肺损伤研究经验的罗小平脱口而出。不到20分钟，助手将一切准备就绪，病毒通过暴露的气管缓缓注入6只小鼠。4天后，小鼠全部死亡。解剖发现，其病理学改变与非典患者极其相似。
    在相似启发和反复实验后，我国首个非典相关冠状病毒小鼠模型建立了。该模型的建立，为攻克非典病毒找到了研究载体。他们共同申报的教育部和科技部“973”攻克项目获得资助。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首著名的诗《致橡树》，女诗人写道“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在同济医院，宁琴和罗小平相互欣赏、比翼双飞，再现了诗中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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