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赵霖教授的一个讲座，这里只贴出下半部分，上半部分的文件太大，超出了博客视频允许的大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搜一下。赵教授讲的核心是：洋快餐以及西方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有些已经发生，有些将影响未来；中国传统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不仅有利于健康，而且能大为缓解全社会的医疗困境。赵教授讲的很多内容我都同意，但是，他最后引用孙中山的话说：中国事事不如人，惟有饮食优于西方，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个说法不对。

    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表面原因是广告，深层原因是一切以西方为楷模。因此，我们不光在饮食上因为崇洋媚外而遭遇一系列伤害，在各个方面都如此。欧洲大陆的饮食文化比英国强，英国比美国强。美国人在饮食上几乎是最没文化的，而我们几十年来，事事学美国，学来了一堆垃圾，贻害无穷。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将西方的、美国的一切拒之门外，而是要针对自己的情况，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的成果。

    除了饮食，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都一样。一知半解地滥用知识比无知更有害。

后记：我们能快乐起来吗？

    早就有念头写一写现代人为何不快乐的话题。几年来，对于这个话题的写作一直在收集材料，也在不断思考。偶尔把一些思考的片段写成短文，发在我的博客上。本来想有较完整的时间段，好好整理一下思路，就这个话题写一个严肃点的东西。磨铁出版公司的叶光森先生觉得我发在博客上的小文章也挺好，鼓励我收集整理、编撰成书。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有个好处，通俗易懂，篇目不长，适合随时随地抽空读一段。而且书中论述的话题，很多都与国内外现实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有些文章有较强的时效性，因此，在整理的时候，我尽量既保留把当时的时效性，也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补充，以免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因淡忘而对解读产生隔阂。
    关于现代人的快乐问题，我总的结论是：由于现代人的各种欲望被大大刺激和诱发，因而，在无限膨胀的欲望面前，再多的满足都显得杯水车薪，我们难以获得快乐。现代人之所以会被诱发出无穷无尽的欲望，关键就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这个社会以金钱第一，需要时时刻刻卖出大量的商品，卖出商品最大的动力就来自于人们的欲望。因此，商品社会总是不断刺激人们产生新的欲望，或者放大你旧的欲望。在你有欲望的地方，要刺激放大；在你没欲望的地方，要刺激产生。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根本命脉。如果人们的欲望消失或降低，商品经济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人们有欲望是正常的，消灭欲望是很不人道的做法。但是，当欲望无限放大，完全满足就很困难，人们就会经常性不快乐。甚至，很多欲望本来无需那么大的，现代社会的很多人都是被动地“被刺激”后，产生了一系列的欲望，人们想控制自己的欲望都做不到。这不光是做了自己欲望的奴隶，更是做了那些刺激和操纵我们欲望的人或机构的奴隶。可惜的是，在现代商品经济环境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刺激欲望后的奴隶，而是认为，那是一种自由。放大欲望、追求欲望、敢于想象、敢于追求，往往披上了自由的外衣。事实上，这种观念在被宣扬的时候，常常都失去了必要的后缀：自由都是有条件的。
    商品经济社会是一整套的文明体系，为了销售商品而必须刺激产生欲望，自然就有一套紧密配合的宣传手段。这一宣传手段就是媒体。媒体既在内容上为这个目标间接服务，也在广告上为这个目标直接服务。需要卖出商品的人，总是以广告的方式，对于卖出商品欲望宣传最有效的媒体进行物质奖励，就是它们之间紧密合作的典型。这个过程中，刺激欲望、卖出商品是关键、是核心，金钱至上的商品社会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其他一切社会价值都退居其次，甚至消失不见。因此，现代人不仅因为自己被刺激的欲望无法满足而不快乐，还因为卖出商品的终极目标伤害了很多本该存在的美好事物而不快乐。
    我想，在这本不算太厚的书里，上面这些意思应该讲述得比较清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快乐起来？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快乐起来？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写这个话题，原因也在这里。这本书只描写了现象和原因，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面对这一“能否快乐”的问题，解决方案可以有两个，一个是个性化、个人化的解决方案。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例如，多说点“知足常乐”的大道理，多讲点因贪而败的故事，让每个人从道理和故事里自己领悟。过去有很多作品都属这一类。但是，一方面，这类作品往往被视为“说教”，再怎么说教，也难以说出新花样；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社会的现实，无数精彩、无数诱惑，也使得这种针对个人的说教失去了说服力。光靠个别人的精神力量很难抗拒整个社会的物质大潮。
    因此，真正要解决“能否快乐”的问题，还要从社会整体着手，要从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文明入手，要说清这一文明不可延续的真相，要从制度层面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措施，并且要让我所说的“合理措施”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要实现这个目的，光靠针对个人的说教意义不大，还要靠针对社会的制度方针。这是我在本书中较少涉及到的内容，因为，要给社会治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尽管我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挺长时间，但是，由于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在我心中完善，便没有真正动笔。
    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也是好事。它可以把我的初步思考告诉大家，也许，与读者的交流能够有助于我尽快完善对解决方案的思考和探索。其实，在本书中，这方面的内容也略有涉及。例如，我认为，所有的商品广告都应该明码标价，以强调商品的性能和功能为主，而不能以强调使用商品的心理感受为主。此外，商品经济靠刺激人们欲望而发展的主要手段就是媒体，那么，如何让媒体换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只以资本青睐与否为第一生存原则？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但在本书中并没有涉及。日后我会完成这个话题的完整思考，因此，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就算一个我个人思考轨迹的记录吧。之所以我同意叶光森先生的出版建议，也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与我有同样思考的人，可能不在少数。因此也希望借此机会与更多的读者交流。

    辛卯年七月十八于北京

    一些网友希望我对当前中国说点看法，其实没什么可多说的。我所看到、听到的，与广大网友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并没有更多的信息。所以，对于当前判断、未来走向之类，没什么值得说的。有人郁闷、有人失望、有人高兴、有人观望，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今天没什么特别。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很多，眼前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在更长的时间里，它只是过眼烟云。好比某人失恋了，痛苦不堪，恨不得寻死，等新的恋情降临，昔日失恋又算什么？不管发生什么，生活都要延续。但这种略带假大空的口水话，写出来也没什么意思，大家听了就像没听一样，还写它干吗？还听它干嘛？所以，还得说点实在的。我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些事情该发生总要发生，一个婴儿降生于世，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类似的事情太多，发生了未必一定就是坏事或就是好事。好与坏往往只在转瞬之间，或只在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当你不再是一个婴儿，任何时候都不该把希望完全建立在别人身上，不管我们是喜欢某人还是讨厌某人，最终还是应该相信要依靠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可能失望会更大，同时也是自己推卸责任的一种偷懒方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今世界的大势就是中国必将强大、必将在伟大的历史复兴中傲然于世界，身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近一百多年来最为难得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点坡坡坎坎很正常，流行艺术经常在战胜对手之间，先让主角挨一顿打或几次失败，最终得来的成果才更显得珍贵。虽然流行艺术的这个套路桥段有点庸俗，但这个大势就是世界潮流，它不会因为某些个人而改变。这里不分析这个历史大势的深层原因，只想指出，这个大势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这是我们祖先为今天种下的福田。
    第二，学好本事。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乃至未来有影响吗？当然有。但它究竟是什么影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而不完全是事件本身。福祸相依，因果相生。你如何对待它，它也就会如何反馈给你。至少，很多头脑中、书本上的内容，在现实中有了一个演习。我们不管是从内心还是从理论上喜欢或厌恶，这样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最起码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教材，给了人们一个很不容易的学习机会。哪怕你像私塾里只会背诵的孩子，并不懂它的真实含义，它对于你的未来都是有用的。学习很重要，学校里、书本上的学习，只是学习的一部分，向别人学习、向现实学习，在亲身经历的每一个事件中不断总结提高，都是学习。为了中国的未来，各种各样的学习都非常重要。除了硬性的知识学习，处理复杂事件的学习，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很难的。所以，就把它当成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别浪费了找个机会。
    第三，世界是你们的。西历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毛泽东在那次活动中说了不少后来非常著名的话，他对年轻人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还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毛泽东还鼓励年轻人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虽然我还没有到老气横秋的地步，但是，毛泽东的这番话的很对。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世界是老人的，也是年轻人的，归根结底，世界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所以，今天的旁观者、学习者，就是未来的操作者。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你希望有怎样的未来，取决于你今天的学习、积累、分辨和取舍。世界终有一天是你们的，别为眼前的事情担心太多。
    这就是我要说的。

    我不是书法家，也无意成为书法家，因此，对于书法并无多少体会。前不久，朋友送了我一本关于书法的书，近日翻看了一下，有点体会，随便写一点看法。
    书法家为了表示中国书法的源远流长，常常把中国书法的源头追溯到很远，例如仰韶文化中陶器上的符号。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此外，甲骨文、金文也都成为书法家追根朔源的对象，乃至于近代以来有不少书法家把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或大篆、小篆当作书法追求古拙的一种字体。从现代书法艺术的角度，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从历史的角度，其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书法艺术作为中国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毛笔和纸张。虽然从广义上说，任何中国文字的书写都可以纳入书法艺术，但是，狭义来说，只有用毛笔在纸张上写汉字，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书法。因此，讨论书法应该细究一下书法工具。
    中国在远古时代并不是以毛笔为书写工具，虽然早期陶罐上的符号或图案有些看上去像是使用毛笔的结果，但是它究竟是否毛笔？或者那时候的毛笔是什么样子，至今并没有实物依据。有一种观点认为，易经的卦爻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不管此说是否准确，易经的卦爻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硬笔所为。但由于其太简单而不成法，因而难以为书，至多像当今西方文字那样成为一种符号。从甲骨文来说，基本可以判定，那时候的书写工具应该是刀、锥、针之类的硬笔。现在也有专家说，甲骨文上的文字或符号是先用毛笔之类的软笔写好，再用硬笔刻画的，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理解。以青铜器上的“金文”来说，不管是“款”还是“识”，它的书写首先应该是在泥范上。“范”是指浇铸所采用的模具，今天“模范”一词即来源于此。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认为，古人在铸造青铜器时，先用软笔在泥范上写字，再用硬笔刻写。而很可能只是用硬笔直接刻写。铸造青铜器除了泥范外，还有石范、陶范等，要在其上写字，道理也一样，硬笔肯定是首选，因此，软笔的出现也就显得不是那么必要。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使人们相信，在那时中国就已经有了类似“失腊法”的可溶性“范”，虽然对此还有争议，但青铜器上如精美的图案、线条，不管用什么“范”，在“范”上刻写文字，肯定还是用刀之类的硬笔最合适。因此，远古时期，硬笔应该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因此，我们首先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结论，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今天被称为“大篆”的字体，在古人那里都是用硬笔写在坚硬的载体上的，而非用毛笔写在纸张上。今人用毛笔在纸上写“篆体”，还不如像古人那样直接用硬笔写来得方便。
    毛笔的出现肯定在硬笔之后，其原因是，随着文字使用量的增加，文字的实用性大大提高，青铜、石碑之类既贵重又太沉，使用起来不方便，轻便廉价的木简、竹简便得以大量使用，用软笔书写显然比用硬笔刻写方便快捷。但最初的毛笔是什么形式，用的是什么材料制造并不清楚。传说秦始皇手下的大将蒙恬发明了毛笔，我认为，在蒙恬之前应该已经有毛笔，但那时毛笔各种各样，蒙恬只是统一了毛笔的形态和制作加工的方法，从而使得毛笔的使用得到推广。
    差不多与蒙恬同时，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海内，实行了“书同文”的政策，李斯统一了文字，称为“小篆”，现在也有很多书法家用毛笔写各种篆体。那么，李斯写“小篆”用的是什么工具？我认为，李斯书写小篆也未必是软笔。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篆都是石刻。现代人以后世的常态容易认为那是先用软笔写了之后再刻，但我认为未必。李斯是法家，法家主张一切都制定严格的标准，因此，李斯小篆最大的特点就是线条横竖都一般粗细，而且拐角多为圆弧。软笔过于自由，用软笔书写粗细一样的文字不太容易，且易出现方角，因此，李斯所写小篆很可能也是硬笔，但也未必是刀之类的硬笔。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鹅毛笔之类的硬笔，成为后来钢笔、铅笔、圆珠笔的源头，中国历史上是否也出现过此类的直接书写的硬笔？考古发现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证据。但我认为，从实用的角度说，如果我是李斯，我不会用软笔写小篆，而一定用硬笔写。其次，小篆与隶书差不多同时期出现，当时朝廷最重要的文件用篆体，普通文件用隶书，再普通的用“章草”，所谓“急就章”，这也显出小篆的地位比隶书等其他字体更高。这个习惯应该是沿袭自古代，即金文的地位要比其他字体更高。这种不同字体地位不同的现象，也使得书写工具的地位也有相应不同，乃至于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长期以来，中国历代皇帝的印玺文字都用篆体，这就是篆体地位高于其他字体的典型代表。即便普通人的个人铭章，长期以来也以篆体为尊。这是古代刀刻地位高于笔写的遗留。虽然后世可能先用软笔写了之后再用刀刻，刀刻已沦为工匠，但在古时，我认为，像李斯这样身份的人，很可能是用硬笔直接写了再刻。
    隶书最早的出现应该是在竹简、木简上写字的需要，它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字体成扁状，这是因为扁形字在长条木简、竹简上可以写得更多。二是由于竹木吸墨性较差，再加上毛笔和墨的质量也在成型调整阶段，因此，在竹木简上书写的隶书不太注重笔锋，因为，材料决定了它难以体现笔锋。这两个结果导致了隶书更为注重字形，成为日后书法注重软笔书法结字的源头。虽然说篆体也注重结字，但严格来说，篆体的结字与隶书之后的其他字体的结字很不相同。
    书法真正的出现除了毛笔成熟之外，与纸张的出现也有必然的关系。在纸张出现之前，也有用软笔在丝帛上绘写的，但毕竟丝帛昂贵，此种书写难以普及，因而也难以出现优秀的书法家。直到蔡伦造纸才改变了这一情况。东晋的王羲之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书圣”，关键就在于毛笔与纸张的制造技术到了王羲之时代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我也不得不指出，现代人写书法不容易达到王羲之的水平，与毛笔、纸张的不同也有密切关联。今天在毛笔之乡浙江湖州，人们把蒙恬尊为制笔业的祖师爷，说蒙恬发明了用兔毛做笔。但是，历史记载，王羲之所用的笔是用鼠须做的，也可能是兔毛鼠须混合的。至于王羲之的笔用的是何种鼠须，我们并不清楚。历史还记载，王羲之所用的纸也非是今天常见的纸，有传说他用的是茧纸，即绢帛。由于《兰亭序》的真迹可能已被唐太宗带入了陵墓，此说是否确切，只能待考。但毫无疑问，魏晋时期，中国书法多种多样，呈自由发展之势，与纸笔墨砚的多样化有相当大的关系。王羲之曾经说：“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就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来说，不同的笔在不同纸张上写字的效果的确大为不同。王羲之书法的启蒙老师卫铄卫夫人曾经对纸墨笔砚有专门的描述，这也说明在那个时候，纸墨笔砚呈现多种多样，而卫夫人及其弟子杰出的书法成就，也促使了笔墨纸砚的逐步定型。因此，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与纸墨笔砚的定型，从而使他最早展现了其中的妙处是有关的。他的地位是历史决定的，而不完全是靠勤学苦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像王羲之一样勤学苦练，也能写出与他差不多的字，但在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
    唐朝书法蔚为大观，与纸张、毛笔的规范化有关。至今被所有书法家采用的宣纸就是在唐朝出现的。纸张的逐步定型，毛笔制作的定型，使得中国文字的书写再一次进入需要定型的阶段。如果说秦始皇的“书同文”促使了李斯对文字的第一次定型，那一次文字定型由于书写工具的迅速变化致使字体和书法又出现各种变化，那么，到了唐朝，书写工具的基本定型，使得中国文字重新开始了一次定型，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楷书，它是手书时代最基本的字体规范，是在书写工具定型之后的正式文字定型。人们之所以说宋朝有杰出贡献书法家不多，关键在于宋朝出现了印刷，文字再一次进入印刷字体定型的阶段，出现了今天最常用的宋体（印刷宋体在时间上的最终定型可能未必在宋朝）。因此，宋朝的书法家已不再像秦汉时期那样要求标准化、统一化，也不像唐代书法家那样追求楷书的标准化，而是追求个人化。
    唐宋之后，书写工具和字体再无大的改变，书法因此也基本定型。由于书信、写作等基本需要，书法依然具有普遍的需求，只不过它日益呈现出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野。清朝时期，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将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都推到了一个奇怪的空间，试图与规范化进行对抗。民国时期，于右任曾经提倡草书标准化，是企图将书法的实用性也彻底规范化，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到今天，电脑、电话、短信等极大地替代了日常书写，书法的实用性已被压缩到很小的范围，仅剩艺术性了。然而，今天书法的艺术性也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像毛泽东那样的纯粹个人化，这也是沿袭宋朝以来优秀文人对于书法的传统；二是因袭古代大家，大量临摹古人书法，甚至使得古人并非用软笔书写的甲骨文、金文都成为书法的对象。从艺术性上说，这也无可厚非。然而，学习古人书法过于严苛也难成现代书法艺术大家。换句话说，由于书写工具的差异，现代人与王羲之的书法技艺切磋完全不在一个基准之上。如果要超越王羲之，只有在书写工具上再有所创新，当然此种创新已不再是全社会广泛的实用性，更多只是书法家个人的创造性，能否超越王羲之也令人怀疑。倒是甲骨文、金文之类的篆体，由于突破了古人的书写工具，属于重新创造的状态，反而有可能在已经定型的书写工具基础上形成现代独树一帜的现代书法艺术。
    拉拉杂杂，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本文与此书无关。

序：关于幸福，我们知道什么？

    关于幸福，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无数种解释。关于幸福的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既说明了人们对于幸福的关注，又说明了人们对于幸福的争议。人们渴望幸福，希望获得幸福，祝愿幸福永远留在身边。但是，因为对于幸福千差万别的理解，究竟如何才算幸福，人们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答案。不同地区的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不同自然条件下的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或幸福的内涵都有各自的认定。哲学家、道德家、宗教家、社会学家们皓首穷经的努力目标之一，就是想给予人们一个关于幸福的解释。然而，即使是这些思想家之间，矛盾和争议也总是存在，何况普通人？
    世界上没有关于幸福的同一认定。事实上，古代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对于幸福的各自解释，例如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西方人的信仰上帝。然而，当西方文明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席卷全球的时候，类似“知足常乐”这样的幸福原则，似乎已失去了普遍意义。追求更大的成功，追求实现人生梦想，已经替代了人们以往的生存方式。此外，西方文明又基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的理论方式，使得幸福这样的概念，也变得有统一的必要。然而，它始终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徘徊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类历史上各种关于幸福的解读之间，不知道是应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改变人类历史上其他关于幸福的认知，由此，造成当今世界无数生活在现代化环境中的人们对于幸福产生迷惑，从而感觉不到幸福，不知道幸福究竟为何物。
    我把幸福当成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欲望的满足，就是幸福。这种欲望可以是最基本的生理欲望，例如饿的时候、渴的时候，有食物、有饮料，就是一种幸福。对于异性的向往也是生理欲望的一个最主要的领域，除此之外，对于生的渴望，希望摆脱死亡的宿命，也是人类最基础的生理欲望。欲望也可以再高一点层次，食物、饮料不匮乏的时候，对于食物、饮料品质的讲究，构成了另一个境界的幸福。除了生理欲望之外，精神欲望的满足，同样也是幸福的体现。例如，人们对于父母、孩子的感情，对于艺术的追求等等。每一种欲望的满足，都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幸福感。解释虽然简单，事实却不简单。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在我看来，“需求”就是“欲望”的不同描述，本质上一样，强度不同而已。马斯洛提出5个层次的需求，即：生理、安全、情感、尊重、自我实现。在相对平稳的社会，需求一样存在，但实现需求有多种途径，有些需求由社会来提供，个人不容易产生无法满足的焦虑。但在现代社会，高度竞争使得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在满足需求方面呈现巨大的差异。尤其是，满足需求的多种方式也不存在了，只剩下靠金钱就能满足的唯一方式。途径的单一化、手段的单一化，造成中性色彩的需求变成强烈色彩的欲望。几乎所有人，在现代文明环境中，都被赶上了欲望满足的独木桥，这是“不快乐”的所在。
    当我们说，幸福就是欲望满足、需求满足，问题在于：一个人究竟有多少欲望？一个人应该有多少欲望？一个人的欲望必须全部得到满足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欲望应该得到控制。然而，在观念和具体实践中，它又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古代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克制欲望，将欲望减低到最小的程度。它其实是对于幸福的一个反向理解：如果欲望很少，那么幸福感就很容易来到。典型代表就是宗教。例如，西方古代的基督教，就强烈要求人们克制欲望，克制的范围包括对财富的欲望，也包括对异性的欲望，还包括对于现实社会一切事物的欲望。基督教视富人为罪恶，强制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人们在现世中受苦，等到死后上了天堂才尽情享受幸福。
    西方文明在推翻基督教统治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欲望不应该克制，满足所有的欲望就是幸福。而且，由于人的欲望层次，最容易被感受的，是人们物质层面的欲望，因此，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后500多年来，基本上将满足欲望的幸福感建立在物质欲望的领域。即便在马斯洛的不同需求层次上，基本上每个层次的满足手段也都是金钱化的物质。
    以满足欲望来获得幸福感，道理说起来简单，但在实践中，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欲望太容易被满足，幸福感便索然无味，除非更多、更频繁地满足。举个例子来说，喝牛奶不容易的时候，有牛奶喝就不错了。当牛奶铺天盖地，喝牛奶的满足感已经很弱，于是，有人认为，用牛奶洗澡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如果欲望很不容易满足，追求欲望满足的动力则容易变成不满和破坏力。例如，在媒体和舆论的宣传影响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享受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有车、有房、到世界各地旅游。事实上，要让地球上每个人都满足这样的欲望，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欲望目标已被激发的人们，当看不到欲望满足的希望时，就容易产生愤怒。
    欲望与幸福的关系，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们在很多美国电影里经常能看到一类英雄，他们本领高强，勇敢地同恶势力斗争。恶势力往往斗不过他，但是，英雄常常受制于恶势力，使得他因为有所顾忌而不能向恶势力做最坚决的斗争。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英雄受制于恶势力，最常出现的情节就是英雄的父母被劫持或威胁，或者是英雄的孩子、女朋友，或者是其他普通人。换句话说，英雄因为有了某种无法消除的欲望，而产生了致命的弱点，结果被恶势力抓住，成为控制英雄的手段。这样的情节说明了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的欲望被别人控制，他就很容易成为被别人操纵的棋子。从这个角度说，孙悟空的厉害在于，它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可以被他人操纵的弱点，它连死亡都不存在，连求生的欲望都不需要。这应了中国的一句话，“无欲则刚”。
    普通人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很多欲望，并不是主动产生的，而是被刺激之后，被动产生的。满足这些欲望，也不全是个人能力能够实现的。于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人，为了自己满足欲望的幸福感，不得不求助于他人，例如，个人希望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以便提前住上房子。然而，由于这样一个欲望的存在，个人往往就被银行控制，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那样，因为一个致命弱点而失去了自由。可怕的是，现代人被激发的欲望远不止住房子这一项，简直可以说多如牛毛。比方说，媒体上到处都是袒胸露乳、花枝招展的俊男美女，使得每个人很快就对身边的丈夫或妻子感到厌倦，追逐异性（行动追逐或头脑追逐）变成生活的常态。在诸如此类的欲望之下，现代人往往成为操控这些欲望机构的奴隶，如赛狗场上的赛狗，前头永远有一个逮不到的兔子，死命地狂奔，幸福只是得不到的诱饵，焦虑常常因此而生。
    反过来，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之一叫做中庸，在欲望和幸福的关系上，中国人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中庸。中国传统没有像西方宗教那样严厉要求人们克制欲望，也没有像现代西方文明一样，鼓励人们满足一切欲望。中国古代也有宗教，例如佛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佛教塑造了将欲望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典型榜样。出家人戒断一切尘世欲望，连生理欲望都降到最低，吃最简单的食物，睡最简单的床，把物质欲望满足停留在维持生命必要的最低水平，将幸福更多地寄托在精神欲望的满足上。然而，中国的高明在于，没有要求每个人都像出家人一样做，出家人只是一个出世的参照，而非现世的标准。中国人很早就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使得宗教断绝一切欲望的做法，对于大多数人只产生间接影响，而没有像欧洲宗教那样，强迫每个人接受宗教原则。
    此外，中国的中庸还体现在对每个人欲望的克制上。中国传统主张一种将心比心的原则，你不希望别人这样对你，那你首先不要这样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这个原则的另一种表述。这个原则的前提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相对平等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每个人的欲望之上，放置了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满足自己的欲望，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这里的“他人”首先是父母等亲人，其次是生活中的朋友、熟人，再其次是社会上的其他人。我们不能说这个办法百分之百有效，于是，中国传统还会借助法律。那些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伤害他人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中国人的中庸还体现在物质欲望满足与精神欲望满足并重的方式上。物质欲望满足具有排他性，这块肉我吃了，别人就吃不到了。而精神欲望的满足没有这种排他性，这首诗我读了喜欢，别人读了也可以同样喜欢。中国传统并没有像欧洲宗教那样，只要求人们沉浸在以上帝为中心的精神世界里，而是在一种以人文为中心的精神世界里，同样不排斥物质欲望的存在。中国古人比现代西方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中国古人认为，精神欲望的幸福感，比物质欲望满足的幸福感地位要更高。
因此，当今天的人们问：我们为何不快乐？答案并不只是说我们个人已经没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是整个社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让传统的社会形态和传统的价值观难以存在。西方文明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物质满足，但是，如果我们的幸福和快乐只能靠物质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和愿望也只能通过物质、金钱这一唯一方式获得满足，那么，我们将注定不会快乐。看不到这一点，当你不快乐的时候，你甚至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因而你永远难以真正地快乐。是为序。

知识造就思想
——刘仰《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序言

作者：摩罗

    刘仰先生是博客推出的奇人。大学时代学着如何造军舰，却不务正业想做文学家，依依呀呀吟诗作赋。后来一边在电视媒体打工一边研究文化学术，待到积累丰厚，乃以博客为平台，每天发一文，传播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我刚关注他的博客时，有博文700余篇，现在则积累到两千多篇。其文所涉知识领域煞是宽广。一位媒体主持人告诉我，他一直以为刘仰博客是一个团队在写，因为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广的知识面。直到登门采访，才知道那是一个人的作品，当时惊讶不已。
    刘仰博文涉及时事、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经济、政治、宗教等等许多学科，还有杂文、诗歌等，可以说天上人间无所不包。也许你认为这些内容都不过是一个非专业人士的泛泛之谈，这种猜测实际上颇有风险。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对《红楼梦》从不敢置喙。刘仰却敢对《红楼梦》大放厥词，而且说得有板有眼。某次一位红学家朋友对我说，找个机会介绍我跟刘仰认识认识吧，他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很有价值，我们《红楼梦学刊》想发表。我当时即使不算惊讶，至少有点意外。刘仰“每天一博”的即兴文字，竟然值得专业学刊找上门来吗？
    刘仰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他的广博知识本身，而是他在广阔知识背景下对中国社会的独立观察与理解。中国近几十年形成的文化思潮，颇有裹挟一切的法力，尤其是报纸、电视、网络（跟贴、博客、微博等等），更是一窝蜂起哄的地方，受众别无选择地在这种起哄中被同化。刘仰是借助博客拥有读者群的写作者，他的许多观点却异于流俗。对待中国革命、毛泽东时代、反右这些历史事件和进程，媒体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予以批判、嘲讽、妖魔化。可是刘仰在这些问题上一直保持清醒，不愿意随波逐流，显得保守、陈旧、过时，被人看做“左派”。
    刘仰本人对于“左派”、“右派”的命名很反感，我却觉得这些命名有利于廓清一些问题。我认为刘仰就是中国语境中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左派，这也正是我对他的著作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我对刘仰成为左派感兴趣呢？说起来很简单，因为他比其他左派多了一层背景，他本是右派分子的儿子。他的父亲当年因为被打成右派分子，从上海流放到安徽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刘仰本来可以在大上海的优越条件下出生、成长，成为占领十里洋场的红色少年，结果却降生在安徽一家农场。这里的生活条件、受教育条件，离上海足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说他因父亲的厄运而遭遇厄运，不算过分。就他家庭背景和个人成长经验而言，他像许多精英群体的后代一样，有许多理由对毛泽东的时代和制度予以怀疑、否定和诅咒。可是刘仰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百年来中国起死回生的历程，对毛泽东时代以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致力于工业化运动的历史，都有公正的理解和公平的谈论。
    刘仰那两千多篇博文，还有专著《中国没有榜样》以及他与人合著的《中国不高兴》，有大量的文字致力于维护毛泽东时代及其制度的正当性，他显然乐于成为毛泽东时代和制度的辩护者。
刘仰为什么能够超越家族和个人的命运，公正地理解毛泽东制度和毛泽东时代的合理性？仅从个人道德角度来理解，显然不够。我认为刘仰广阔的知识结构，起了很大作用。
    古语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理解，本系常见。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看法呢？为什么有人要横看有人却只愿意侧看呢？这受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立场问题，什么立场产生什么看法。而这立场骨子里是受利益影响的。毛泽东时代对社会精英群体采取了抑制政策，这触动了精英群体的利益，所以，认为自己家族以前是精英的，或者期望自己在未来社会结构中一定要占据精英位置的，对毛泽东时代及其制度，多半没有客观研究的耐心，而愿意予以简单化的否定，对毛泽东个人，也多半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甚至予以妖魔化描述。刘仰本系此类，他没有以他家族的利益和经验左右自己的现实判断。那么，他的不同流俗的现实判断，其依据来自哪里呢？
    来自我正要讨论的、制约人们观察问题角度的第二个因素：知识。刘仰的知识面特别宽，拉得开思想的纵深，看问题不会囿于一隅，能够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等等纷繁复杂的关系中看出它们的逻辑联系，所以就有豁达、深邃、辽远的境界。一个人知识广阔、识见超群，他的观点就可能超群出众，他的思想就可能怀远追终。
    此间的道理无暇多论，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就以刘仰经常谈论的毛泽东作为例子吧。上世纪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各派总共掌握着二百万军队，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惨遭杀戮，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却决意以共产党名义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带着这支装备极差、不足千人的队伍上井冈山，意在以此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后来井冈山红军最兴旺时期，也就一万余人。以一万余人对抗两百万人的国军，还有国军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怎么会有胜利的可能呢？许多人对此予以质疑，当时的中共中央也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甚至给过毛泽东撤职处分。可是毛泽东却坚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观点和信心为什么与众不同？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给我们作了这样一段分析：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 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 …………
    第三，……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毛泽东对于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的分析，始终是结合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相互斗争、国内买办豪绅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国内买办豪绅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来进行分析的。那些反革命势力之间不断斗争、不断火并、不断分裂的复杂局面，就是红军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革命力量，是在与反革命力量的互动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由于毛泽东知识特别渊博，他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洞悉，他对国际殖民势力与国内买办势力的勾结、摩擦、分裂的动态局势的把握，使得他具有别人所不具备的火眼金睛。
    毛泽东能够找到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最终为中华民族找到了复兴的起点和发展空间，跟他的信念分不开，跟他卓越的洞察力分不开，而他的信念和他的洞察力，又跟他广阔博大的知识结构分不开。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造就，在毛泽东这里表现得颇为明显。
    在刘仰身上，也有显著的表现。刘仰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借助最爱起哄的网络媒体走向读者的写作者思想者，却有着决不参与起哄的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有着卓尔不群的识见，其原因就在这里。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刘仰能够拥有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呢？这就关系到对于中国文化潮流和教育资源的描述和判断。
    中国的文科大学生，都是按照西方学科分类，在学堂上了解了某一种学科的知识。而那些学科所教授的知识，大致都是按照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观察世界、评价世界，其价值观、其立场、其利益依据，都是西方的。说白了大家只学会了一套西方意识形态体系。如果哪个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社会运动、国家制度、政治立场具有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倾向，而不是刻意屈服于西方的利益，那么，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就一定会予以否定和批判，甚至会极尽妖魔化之能事。毛泽东的事业无疑不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对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制度予以坚决否定，正是西方的利益所决定的。
    我们虽然把大学毕业生称作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资源，只能成为承载西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分子，只知道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时代及其制度予以妖魔化的人群，远不只是在那个时代受到冲击的精英群体及其后裔。在中国的高校和外国的高校，受过系统西式教育的人群，很大部分都是非毛派，因为他们所学基本上都是西方意识形态，难免只知道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
    在流行世界的西方学科分类中，每个学科都有预设的结论，每个学科都按照这个结论的需要配置了既定的知识。知识与结论之间永远相互循环，相互论证。任何一个脑子没有智力障碍的人，在这一套概念中浸泡十年八年，就有能力像蜘蛛守住蜘蛛网捕捉昆虫一样，守住这个学科获取生存资料。所谓学者，不过就是这种会思维的工具，日夜操劳地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知识学科及学科背后的利益主体。在西方权力和西方知识控制世界的几百年间，所谓知识背后的利益主体当然就是西方国家。
    举个例子。英国在大工业生产出现之前，乃奉行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实行贸易保护，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具体说来，英国的强大一方面肇始于对殖民地的掠夺，另方面借助于对西班牙金银运输船的劫掠，和对荷兰航海运输的抵制（实行关门主义，所有英国贸易不要荷兰船队染指，一律由英国船队运输）。当他们的大工业生产发达起来，他们需要世界各国为他们提供工业原材料，并成为他们倾销产品的市场，这时候他们转而以国家力量推广市场经济学说。其他西方强国（比如德国），一面与英国的商业入侵相博弈，一面在自己控制的殖民地推行起源于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稍有历史视野的人就不难看出，这个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学说，是在特定的产业背景下、特定的国际政治框架中，为特定的强权国家服务的，他是用来给殖民地精英群体洗脑的学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强国曾经将这些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有能力发明这些学说为自己服务，也就有能力穿透和驾驭这些学说。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既不愿意做西方的原料供应地，也不愿意做他们的产品倾销地，而是大刀阔斧地建设着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是西方殖民世界五百年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它从根子上打破了西方殖民掠夺的基本模式，更是捅穿了以市场经济名义出现的经济学意识形态。惜乎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谫陋之士，没有这种国家立场，也没有这种识见和慧眼，心甘情愿地接受国际强权的洗脑，错误地将那些为国际强权服务的意识形态概念奉为金科玉律。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其他人文社科领域，都出现了跟着洋人起哄的混乱局面。
    刘仰本系工科出身，他的人文社科知识，不是按照西方学科体制复制下来的，而是按照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孜孜以求寻找来的，尽管那些知识的表述方式还难免很西方，但是经过他本人的组装、消化，已经打碎了西方意识形态框架，进而能够一定程度透过迷障看到事物的真相。他的博文和专著，涉及全球化、自由贸易、经济危机的文字不在少数，他的所有谈论，都以中国的经济利益为立场，而不是模仿西方的口型说话。
    正因为不是按照西方学科体制复制下来的，刘仰的知识也就较少受到西方学科体制的局限，不会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是他的优长之处。刘仰的知识结构让我更加相信，改造中国的教育，是当下最重要的工作。中国教育所安排的知识资源，极其错误。知识只是材料，观点和思想才是果实。什么样的知识，就可能造就什么样的观点和思想。当下中国教育的资源配置和知识配置，为造就一代一代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打下了某种偏于一隅的知识底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大的战略失误。不过这个话题显然无法在本文展开，只好留待来日。今天我应该谈的是刘仰《我们为什么不快乐》这本新书，因为本文的缘起是为这本新书写序。
    在这本《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中，刘仰对起源于西方社会、主导着世界潮流的幸福观，也有广泛的质疑和深入的反思。这种质疑和反思也得益于他独有的知识结构。刘仰指出：“西方文明在推翻基督教统治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欲望不应该克制，满足所有的欲望就是幸福。而且，由于人的欲望层次，最容易被感受的，是人们物质层面的欲望，因此，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后500多年来，基本上将满足欲望的幸福感建立在物质欲望的领域。”
     幸福观跟这个时代各种精神命题相纠缠，刘仰的著作，事实上能够启示我们对主导这个时代的所有精神文化，从整体上进行反思。
    本文较多谈论刘仰先生的知识结构，过多强调了知识造就思想的命题。我知道这样谈论刘仰是很偏颇的。事实上，刘仰更引我敬重的，如前文所述，是他超越家庭际遇和个人成长经验，公正看待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实的眼光，是他的民族立场和人民立场。前不久读到他早年的几句诗，显示了为人为文的情感动力。“中国——/把你放在肩上/太累/把你放在心里/太疼”。他对中华民族的炽热感情，让我深受感染。只是这方面的感想，不宜在这里多谈，留待日后展开吧。
    最后引述一段我的日记。那是2008年4月5日，我从刘仰博客读到他的《旁观<独立宣言>》，非常赞赏，情不自禁发表了一条跟贴，那时我还不认识刘仰，完全不知他是何许人也。我称赞他是因为发现他不是“知识分子”，我颇有找到同类的欣悦感。这是我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刘仰，后来就经常阅读他的博客，再后来，就有幸结为朋友。那则关于《旁观<独立宣言>》的跟贴云：
    非常宝贵的声音，算是见到一点真见解、真良知。
    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没有这种见解，他们只会跟着西方人“纪念”“发现新大陆”多少年之类，他们早就完全被西方的谎言唬住了，没有了基本的清醒。看来作者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否则就说不出这些不是来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事实感受和良知的话。

    本人注：

    与摩罗先生的交往最早是从博客上开始的。本人《中国没有榜样》出版后，有一日与老友老愚在一起，说起摩罗，老愚说：我有他电话，打个电话约他见个面。我说：好啊。由此便开始与摩罗先生的真身交往。摩罗先生最初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很多想法都很坚定。说实话，那时候我不太清楚他有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即便在摩罗先生的博客文章跟帖中看到一些留言说“摩罗怎么变了”，我也没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摩罗先生以前的作品我并没有看过。这也许就是摩罗先生在本文中说我较少受学院化思维影响的现象之一。与摩罗交往多了以后，我认为在很多问题上他给了我某种鼓励，这也许是摩罗先生自己未必清楚的。因此，本书完稿后，出版方希望找一个人写序，我首先想到了摩罗先生，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在这篇序文中，摩罗先生对本人不少溢美之辞，但我想，他主要不是在说我，而是在说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我也没要求摩罗先生对此文做修改。我曾经因为从事电视工作的原因，与国内学术思想界有一定的距离，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除了个别领域外，不太关心国内学术思想界的状况。这也许是骄傲，也许是无知。按摩罗先生在本文中的思路，这倒无意中成了一件好事，也算无心插柳的结果吧。随着对国内学术思想界的逐步了解，我发现像摩罗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正越来越多，或者说与我有类似观点的人日益增多，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感谢摩罗先生为拙著作序。

    前几天参加一个与国企有关的会，会议主要是搞形式主义，没什么具体内容，倒是听到一番某领导要继续国企改革的言论，说国企改革不是私有化，不是要卖国企之类。本人听了，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男子汉大丈夫，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堂堂正正好不好？你如果“讲真话”，就是要卖国企，虽然可能有很多人反对，至少还实事求是。你如果偷偷摸摸干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你以为得逞之后，人们就会原谅你？到那时，骗子这个称号估计是牢牢钉在你的背上了。
    会议中间因时间安排问题有一个插曲，出现了空挡，临时找了一位专家讲了讲当前的经济形势，这位金融专家的身份是摩根大通的人，名字就不说了。以这个身份在中国混，也可以看出他的分量，显然是被不少洋奴奉为上宾的。因此，他的言论和观点也值得听听，因为能听出不少弦外之音，在冠冕堂皇的言辞下，掩盖着不易被察觉的信息。
    这位香蕉人专家说的大意是：去年，全世界都觉得美国和欧洲不行了，在欧洲，欧债危机眼看要越演越烈；在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在当时看来，全世界只有中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位香蕉人专家说，至少到去年年底，全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这种看法。但是，这位摩根大通的专家又说：到了今年，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看法都变了，都倒过来了。美国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欧债危机几乎就要过去了。相反，中国的经济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大，很可能要硬着陆，说不定就要摔碎了。在解释欧洲摆脱欧债危机时，这位香蕉人金融专家说：去年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欧洲央行不愿放贷，今年居然找到一种方式，欧洲央行大笔放贷，暂时渡过了欧债危机。对比之下，这位专家说：美国、欧洲经济形势虽然不好，但是，美国股市一直在上升，已经快接近历史高点，相反，中国号称一枝独秀，但股市不升反跌。当然，这位服务于美国金融机构的香蕉人专家也说，欧洲美国能否真正渡过难关还不确定，关键就看一年之内。
    大家能听懂他的话吗？我是听到了一个有点耳熟的词——“一年”，国内最近好像也经常提到这个词，这个时间大限，甚至要倒计时。那么，此一年，彼一年，有何关系？美国欠了很多债，还不了，只好量化宽松，也就是用更多的钱来冲账稀释。这位香蕉人专家所说的欧洲央行的妙招，本质上也是如此，即发更多的钱来度过眼前的危机。但是，这位摩根大通的华裔专家也知道，钱发多了就要通货膨胀，欧美国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一旦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闹，就会有大麻烦。怎么办？如何才能发很多钱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只有把多发的钱变成实实在在的财富或东西。但是，欧美国家要么懒，要么实体空心化，已没多少创造财富的真产业，钱能干什么？买什么？于是，我们发现，这位摩根大通的专家隐约指出了一个方向——中国。他首先营造了一种洋奴经济学家的舆论气氛：中国不行了，要硬着陆了；其次，他巧妙地指出了中国不行的关键：股市没起色。那么，如何才能有起色呢？搞金融的不在乎实业，在他们的脑子里，大量的钱进入股市，股价就起来了，经济就软着陆了。于是，欧美乱发钱就有了方向——可以到中国买东西。买什么？中国股市里有大量企业，股市之外还有大量企业，尤其是很赚钱的国企、央企。因此，我听明白了，这个圈套就是欧美发钱买中国的国企，理论上就大家都好了。但是，万一买不成呢？所以，这就是这位摩根大通的香蕉人着重强调的“一年”。大家懂了吗？
    昨天我转发一位朋友的微博时加了一句评论，我说现在中国“股市低位徘徊，疑似为贱卖、为大资本低价收购做准备”。结果，转发之后没几分钟，这条原帖就被和谐了，朋友还打电话埋怨我，说我转了就引起注意了。但这种事情让人不注意也难。有一个网友马上明白了，跟帖说：手里的股票坚决不卖。虽然这是明白人，但是，奈何散户手里的那点股票不给力啊，一个国企一个政策就卖了，小股民哪里拦得住？所以，虽然那位摩根大通的香蕉人话说得很艺术，但是，我还是听明白了一点：这一年很关键，关键就在欧美发钱买中国的赚钱企业。但是，既然中国企业很赚钱，为何要卖啊？除了他们营造的关于中国经济很糟糕的舆论气氛外，其他原因我就不多说了，读者懂不懂，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有人懂就行。其实你懂的。
    最后再给自己做一个广告。估计这一年里“不快乐”的事还会有不少。

    注：百度新知邀请了几次，让我给写点东西，终于在五四到来前夕写了一段。

    北京中山公园位于天安门西侧，现在人们到这里游览，可以看到一个四柱三间三楼的牌坊，上写“保卫和平”四字。这个牌坊在111年以前由清政府建造，历时一年半左右建造完成。它的经历浓缩了一段中国近代历史，与五四运动也有着深刻的关联。
    “保卫和平”牌坊的来历与八国联军有关。西历1900年，因中国民众组织义和团反抗西方列强的凌辱，列强计划向中国派军队镇压。德国当时是列强的后起之秀，国家实力增长迅速，但在全世界掠夺殖民地方面不如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因此，派兵镇压中国农民义和团的爱国运动，德国最积极，它希望借此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当时德国驻中国的公使克林德在驻北京的列强外交使团会议上明确地宣称：“瓜分中国的时机已到”，八国联军总司令也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当年6月10日，八国联军在大沽登陆，17日占领天津大沽口炮台。此时，八国联军还未到北京，但北京城里已处于战争状态。
    在此之前，时任德国公使克林德已多次指挥使馆内的德国水兵抓捕和杀害中国士兵和义和团民50多人。17日，八国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19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并通知各国使臣及家属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中国对各国使馆不再保护。当晚，各国公使商议，要求清政府允许他们暂缓离京，并要求清政府在第二天上午9点答复。第二天，即1900年6月20日上午，9点不到，克林德便迫不及待地携枪乘轿前往总理衙门，随行的还有翻译官和几名德国士兵。走到东单西总布胡同口时，遇到清朝神机营章京恩海率几十名部下巡逻。恩海见洋人前行，便命令停轿。此时，克林德在轿内首先开枪，恩海即刻还击，克林德中弹被击毙，其他随行人员逃散。此即为“克林德事件”。
    8月中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等逃亡西安，命李鸿章与洋人谈判。清政府的无能是不容置疑的，但列强即八国联军的蛮横也是确切的。为了息事宁人，10月，清政府同意派重臣护送克林德灵柩回德国，并向德国政府道歉。清政府还答应在克林德“遇害”处建一个纪念牌坊。此大理石牌坊于西历1901年6月动工，于西历1903年1月完工，当时被称为“克林德碑”，北京民众称之为“石头牌坊”，立在东单西总布胡同口。在这一事件中，经日本人揭发，八国联军抓住了当时击毙克林德的恩海，在事发地点将恩海处死。
    “克林德碑”树立后，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位于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从明朝起就是皇家的“社稷坛”，是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西历1914年10月10日，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此皇家禁地对公众开放，当时称为“中央公园”。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年为了抢夺中国这块肥肉，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国曾经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把中国抢光之后，看看世界上没什么可抢了，它们转眼就彼此抢劫、互相厮杀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成为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野蛮、最血腥的战争，现在看来，它空前但不绝后。
    西历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成为战败国，中国成为战胜国。西历1918年11月13日，欢欣鼓舞的中国人将位于东单的“克林德碑”拆毁，以洗刷这一耻辱。当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发表演讲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蔡元培还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文称：德国当年来革中国皇帝的命，如今德国被协约国打败，“我们中国人也乘势将这块克林德碑拆毁，大家都喜欢的了不得，都以为这块国耻的纪念碑已经拆毁，好不痛快！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因为这块碑是义和拳闹出来的，不久义和拳又要闹事，闹出事来，又要请各国联军来我们中华大国朝贺一次，那时要设立的石碑，恐怕还不只一处，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
    西历1919年初，原先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碑”散件被运往“中央公园”，重新组装树立。碑上原先用拉丁文、德文、中文镌刻的纪念克林德的文字被铲除，由当时的国务总理钱能训撰写“公理战胜”四个字，刻在碑上。从此，此碑也被称为“公理战胜坊”。由于在推倒“克林德碑”的过程中，有些部件受损，因此，重新树立的“公理战胜坊”没有完全按照过去的形制。原先的“克林德碑”上有七脊飞檐，恢复后的只有三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事实证明，当时的中国人包括蔡元培在内，想得太天真了。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的一次分赃大会，随着巴黎和会的进程，中国人突然发现，公理并没有战胜强权。蔡元培所说的国际间“信仰互助，排斥强权”只是一厢情愿。中国作为战胜国，原先被德国占据的青岛居然不能收回，反而要交给日本。由此，直接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现在看来，陈独秀当时在逆向种族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看法也太悲观了。中国人民从此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西方世界的一个野蛮逻辑，打不过就没有公理可言。要战胜强权，不仅仅需要公理，还需要力量。而战胜西方强权，只有靠陈独秀看不起的中国民众，而非陈独秀这样舞文弄墨的少数精英。
    西历1928年，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正式改称中山公园。西历1949年10月，经历了无数先烈的浴血奋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终于又可以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西历1952年，为了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的丰功伟绩，新中国政府决定将“公理战胜”坊改名为“保卫和平”坊，这一牌坊上现在“保卫和平”四个字由郭沫若题写。它向中国人宣示了一个近代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公理必须要用实力来保卫！没有实力，光靠嘴巴喊喊书本上的大道理，公理不会实现，和平不会实现！至今，这个真理依然应被中国人牢记。

    重庆人像很多其他地方人一样喜欢泡茶馆。过去，茶馆里经常贴有“莫谈国事”的纸条以劝告茶客。抗战末期，有人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首《茶馆小调》。我在大学时曾混迹于歌咏队，并以此歌参加校际歌咏比赛。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以下是“百度百科”的介绍。

    茶馆小调：

    长工词，费克曲，作于1944年底。歌曲采用民间说唱叙事歌曲的风格，由三个部分构成。说明了当时人们已是那样地蔑视国民党反动派，连讽刺也不必转弯抹角，而是燃起愤怒的烈火，要把那些扼杀言论自由的独裁者焚毁。

    背景介绍：

    四十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蔽。民怨沸腾，民变蠭起，岌岌可危的蒋家王朝变本加厉推行法西斯独裁政策，特务多如牛毛，到处钳制人民言论自由，连茶馆店也贴上了“休谈国事”的告示……。

　　今天的大学生可不知道这禁律的厉害！那时，“休谈国事”书写在茶馆的墙上。凡有违禁者，轻则受训斥，重者收监坐牢。人的嘴天生有两大功能：吃饭、说话。要禁止人讲话，谈何容易！可事情就是这么怪，你越是禁越要讲。当局便派便衣特务充当茶客，刺探情报。人们对此等人恨得咬牙切齿，称之为“狗”。茶老板最惧畏此“狗”，当茶客谈论国事时，争论激烈了，声音高亢了。老板怕有“狗”在场，便上前和颜悦色地招呼：“先生先生，小声点，休谈国事。”有时茶老板不管有没有“狗”在场，例行公事，念经一样高喊：“大家注意，休谈国事！不得有误！”每天茶馆开门后，都要喊若干次。如此情景，深深触动了一些文人雅士创造的灵感，诗人和作曲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社会现象，作了不加夸饰的描绘，产生了极大的讽刺效果，《茶馆小调》一时被称为讽刺歌曲的代表作。

    作品特点：

    第一部分是全景式的鸟瞰，在小调风味的旋律中，插入对吆喝声稍作加工的短促音调，以及描摹杯碟果壳声响的叠句，使歌曲更富于说唱意味，并把茶馆里喧闹繁杂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第二部分是人物的特写，茶馆店老板的独唱，直接从人物的语调中化出曲调，维妙维肖地刻划了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商人形象；在风趣的旋律中，也包含着对苟安者的善意潮笑。这首歌曲的独创性还在于把说唱风格同群众歌曲风格结合起来，在最后部分唱出了反抗的声音。但这里挺拔有力的群众歌曲音调，仍采用了戏曲说唱中的快板形式，从而使全曲风格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最后一个段落痛快淋漓地直接指斥怒骂。

    歌词：

    晚风吹来天气燥呵，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呵，“茶房！开水！”叫声高，杯子碟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呀！瓜子壳儿辟厉拍啦、辟厉拍啦满地抛呵，有的谈天，有的吵，有的苦恼，有的笑！有的谈国事呵，有的就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呵，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了你的差来不要紧呵，还要请你坐监牢。最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睡一个闷头觉（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老板说话太蹊跷，闷头觉睡够了，越睡越糊涂呀，越睡越苦恼呀，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

    本人好事，做了一个小视频，让大家了解一下历史。

    顺便给自己做一个广告。莫谈国事可以看书。

    本人新书上市。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书名是去年起的，今年与大家见面，好像别有所指，其实不然。出版者在封面上标明“《中国不高兴》作者新作”，仿佛又是“不高兴”的延续。几年前很多人批评《中国不高兴》，我实在不知道是否因为“中国太高兴”了才批评这本书，事实上中国的确有不少“不高兴”的事。从“不高兴”到“不快乐”，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现实状态。本书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几个侧面分析了“不快乐”的原因。编者认为本人此书“寻病根、开良方”，有点夸张了。古人有言：“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意思是说眼高手低，智浅而谋大，写书也如此。未写之时以为自己立论宏大，主题紧要；待书成之日，言论既出，定当洛阳纸贵，一言定邦。写完之时才发现只鳞片爪，轻描淡写，也许直逼得买书回家的读者看了封面恨不能买椟还珠。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书写得有用没用，读者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