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动，是我读了一位我刚刚为她手术的患者——阿笨的日记，我不敢贸然的用敷衍的文字回复她用心写下的每一个字，我将这篇文章一字不改的转载，原谅我也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大脑手术 病榻日记
by 阿笨
一
梁文道有句话说的好，病变是最与自身血肉相连，却也最不属己的异物。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必须做大脑手术那刻起，我就感觉自己被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欺骗了。
我的大脑，它每天神经的跳动，它给我带来的每次眩晕与疼痛，快乐，悲伤，喜悦，理性上的思考，判断，决定全部都告诉我，它就是我。当我必须通过冰冷的核磁共振影像观察到大脑上那片不对称的部分时，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为什么这样的毛病之前没有感觉到？为什么要等着冰冷的仪器，还有素不相识的医务人员去告诉我，大脑生病了？我以为我无孔不入，知道自己是谁，熟知身体发生的一切。
对麻醉天生的恐惧，以及对生人的怀疑，让选择外科医生这件事成为困扰。想想看，放弃自己的意识，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个认识不超过一星期的人，这样的艰难决定，隐含了多少对医生的托付。
于是，大脑手术就这样一遍一遍往后拖。
外科医生用显微镜等各种工具电脑仪器把我们的大脑打开，深入我们的大脑内部，看看在这么多意识，情感，渴望，记忆的后面，这个复杂的器官到底隐藏了什么的毛病，然后努力纠正。他们尽量避免谈论细节，但是如果一定要谈及血肉模糊的步骤时，则一脸镇定严肃。我好想问他们：你们在手术中最担心什么？你们万一不舒服时怎么办？你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奇怪的紧急情况？你们拿着手术刀时向下望着我们苍白的脸庞时，是什么感觉？你们手术时会想到其他事情吗？我无法从他们的眼睛里读懂他们的大脑。我不断问自己：这个医生可以吗？我可以相信他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习惯了和爸爸在网上浏览每个医生接到的病人的感谢信与和病人之间的邮件来往，将感谢信的数量还有一个医生的受欢迎程度量化，仿佛将医生比出个绝对分数的高低就可以保证他未来手术的成功与安全。像查自己最爱的娱乐明星般搜索医生的学历，大学，出生年月，过往经验病例，甚至发表论文的名称，博客，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偷窥狂。总之，我伪装成最大的预言家，急切地希望通过比较分析与背景调查，在混沌水晶球中给自己测出个合理的命运道路，然后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最大的信任与尊严托付给一位天使，一个通过我的水晶球预言会给我最好的手术的天使。
二
冥冥中，总觉得，是上天的指示，让我从青少年期迈入二十岁大关的关键时期，经历体验一堂有关人生，有关大爱，有关生命，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成长课程。根据普鲁克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会被伤害，他会失去，在生活中他与周围的环境人事编制出复杂的关系，也在其中寻找自我。医院就是这样一个天天上演着由病人，患者家属，医生，护士组成的伤恨离别的人生戏的地方。权力的博弈，信息的传递，沟通的不顺畅，责任的冲突，价值观与利益的碰撞，伦理的挣扎，通过雪白的病床和苍白的脸孔赤裸裸地显现出来。那些海誓山盟，一辈子等待守候的诺言，可以在生命垂死挣扎时瞬间崩塌。人身上私密的情感，伴随着钻心刺骨的疼痛，在瞬间迸发，无法抑制。
十年的植物人，躺在十年如一的病床上，瘦骨嶙峋的身躯在嘈杂的住院大楼里，抵不过流言蜚语。她能够自主呼吸，可以移动眼珠，可以在半夜发出骇人的尖叫。母亲没有放弃，护工依旧为她倒尿喂药。
一瞬间家长的疏忽，孩子从高空坠落，落到地面时，曾经如此懂事的儿子已无法转动眼珠，更无法应答自己的母亲。手术室短短几小时，就是一辈子的生离死别。
重症监护室的半夜，没有家属熙攘走动的走廊，值夜班的小护士们终于可以歇会了。不顾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病人的休息，她们关掉空调，打开窗户，大声聊天，对待患者像一具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造粪机器。
在重症监护室中的我，刚被麻药唤醒，脸上插着气管，身上插着尿管，仿佛这样的身体不是我的，一下子失去了人的尊严，灵魂飘出了头顶。只有脸上时不时温热的泪水，心脏跳动的有力响声，还有不断在我大脑里响起的爸爸轻轻呼唤我的声音，妈妈低头关切地望着我时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才时时提醒我，我还在，我还在呼吸，我被关心着。
在混沌中度过在监护室的分分秒秒。大脑的眩晕是刻骨铭心的，全身的水分好像全部被空调周围的空气吸干，从皮肤，从双眼拼命渗出，只有嘴巴张开着，嘴唇早已破裂。但是我却无法这样昏睡过去。耳朵里传来一个急诊入院的男孩的哭嚎，可以听出小孩被无缘无故从五楼摔下，一阵匆忙混乱剪发插尿管后，男孩被迅速拉去了手术室。等到半夜从手术室拉回来时，男孩已经没有声音。护士医生们也开始谈论起如何跟家属解释孩子已经脑死亡的消息。我的泪水就这样默默下来了。不能抬头。不可以抬头。没有力气抬头去看看那个我轻耳感受到的从可以哀号到没有叫声只有靠呼吸机维持的生命。
我不能。我很想帮忙。但是即使我能爬起来，我又能给孩子带来什么？给他悲痛欲绝的母亲带来什么？
开始给自己转移注意力，想到爸爸妈妈，想到自己多么幸运可以恢复意识，想到不久就要去的英国，想了很久，却又转回到现实的残酷中。
整夜听到男孩的呼吸机绝望的鸣叫，听到男孩的母亲在狭窄的楼道中无助的凄凉叫声，她时不时不顾劝阻进入重症病房在床旁一遍遍地喊着孩子的名字，“你醒一醒啊，妈妈还要带你去吃肯德基。你是妈妈的乖仔。你是妈妈的乖仔啊。妈妈不能没有你。”就在这半梦半醒中，护士的一句提醒“你必须转转身子，这样直躺一天不行的”让我从这懵懂中短暂苏醒过来。轻轻拂去两颊的眼泪，我很不情愿地翻了翻身，只感觉头一转就一片眩晕，但是在我的头向左边病床转过去的一瞬间，我看到了隔壁病床上一位病友的眼睛。他怔怔地看着我，明亮却有些无助的眼睛。那一刻，我的脑神经仿佛被瞬间刺醒了。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只有一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触动涌来。
那一夜，我的泪没有止过。医生说，是手术中翻动垂体的原因。我不知道。第一次，生平从来没有这一次，让我如此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自我的力量，痛的滋味，昏迷中的意识，泪之重，爱之沉，人之深情。第一次，听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被命运夺去。残酷冰冷得不像话。
我其实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坚强。我其实很脆弱。我其实有很多恐惧。当我躺在病床上时，我好想爸爸妈妈，我好想回家。我不要被这些不懂我的护士像机器般塞食物喂药。我不要男孩死去。我好想捡回从前人生记忆的片段，无论它们是苦是乐，只要它让我好好活着，只要它不让爱我的人伤心，就够了。
三
手术前晚上，我把19年来最快乐的时光片段一一在大脑里播放了一遍。感到很满足，没有什么不舍。
9点钟手术，7点半护士就把我推到了手术准备室，在这里和父母告别。我不敢看父母，于是就潇洒地一摆手，说了声再见，便被穿着绿褂子的护士们推进了一扇扇门。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门，只看到眼前闪过一道道刺眼的白光，晃过的瞬间让我想起自己走过的每段人生阶段。
我第一次如此亲密地与自己在一起。不去想过去未来，只有此刻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我行使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把我的意识交给神，让他去决定之后的路。我可能会没事，可能会很痛苦，但是肯定的是，接下来的路程，我只有自己一个人面对并承担所有的后果。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帮助我或者陪伴我。我只有自己去拯救与修复。我只有我自己。
人的最后关键时刻，必须这样孤独。
就这样静静地在手术室里躺了半个小时。门外护士们紧张地做准备，时不时有仪器推入，而我也不敢去多看。我只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就这样最好。
麻醉，这个让我最讨厌的时刻来了。自己右手缓缓注入了麻醉药，然后就沉沉地入睡了，不久又被护士们的声音吵醒。我感觉到她们在帮我插尿管，而她们却以为我早已被麻醉。我想喊，我想大叫：我还是清醒的！你们弄疼我了！你们没给我麻醉好！但是我无法张开该死的眼睛，连舌头也无法动弹。
那一刻，我如此绝望。
大约1分钟的挣扎恐惧后，我就没有意识了。醒来时听到爸爸妈妈一遍遍呼唤我的名字。
四
病友和我年龄相仿。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工薪阶层，为了女儿的病，已经在医院打了近一个月地铺。被安排到普通病房后，爸爸妈妈和他们攀谈起来，从女儿的病史到求医的艰辛历程，两家父母找到了太多维系彼此的纽带。
爸爸妈妈一直在我身边守候着我。我不能动，他们帮我擦身，喂食，每一步都是那么小心翼翼，我闭着眼睛，都可以感觉得到，这是来自母亲的触摸。我的一点点不舒服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第二天，爸爸在医院的走廊外坐了一夜。我吃了安眠药之后依旧感到脖子上的神经跳得厉害，他不放心，不肯离开医院。他们就是这样，坚守着，陪伴我度过最难受的每分每秒。
在住院的第四天夜晚，我想着父母又流泪了。我感叹自己是如此幸运，从小就在完整的父爱母爱下成长。那些从小失去这些爱的孩子会有什么体会？人生如此的缺憾将如何弥补？
五
我决定出院的前一天，即是男孩的母亲决定断掉儿子呼吸机的那一天。
孩子被蒙上白布后拖走了，而母亲早已哭得不省人事。
自始自终，我没有看过那个男孩的脸庞。护士们说，他做完手术后，头已经胀大了一倍。
在我住院的一周期间，温州动车发生脱轨，挪威奥斯陆发生恐怖袭击，活生生的生命，在一瞬间被残忍地夺去了。生与死的转换，没有任何预兆。这样的悲剧，如何才能避免？伤痛如何才能抚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死者安息？
六
大脑手术究竟改变了什么。
我的嗅觉暂时消失了，开始习惯于用嘴巴呼吸，开始用手机病态的自己拍照，对着镜子里的渗着血的鼻子傻笑，开始对正常的起身，站立，走路，跳动，转动手臂等点滴进步感到高兴。
我总会想起被推入手术台时双眼前掠过的一盏盏白灯。被推入手术台时的自己，有一颗心，有纯粹的恐惧和无助。曾经作过的一切，已经烟消云散。此刻活动的空间，仅剩一张床，其他吃喝拉撒，呼吸翻身，都要依靠他人。命运已容不得我一人做出决定。
至少不是那一刻。至少在此刻，我依旧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我依旧可以用爱报答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最重要的是，我还活着，而没有什么，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事情了。
那些在天堂的人们，你们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