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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和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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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时间:200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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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有句口头禅:“我没什么秘诀,更没有什么秘方,我相信气数与命运”。无论见谁,也无论何人问及长寿秘诀,他总是这样几句话,寥寥数语,看似极普通,却折射出大道理。若无对人生经历透彻之感悟和自身极高之修为,无论何如是不能用此看似普通之语言,来阐述自然与人生之道的。

关于气数和命运,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明白其意思,但若仔细分析其内在涵义,也许因常挂嘴边成为我们生活中最最常见之口头禅,已使我们将其真实的涵义丢失了。

对于长寿之秘诀,谢老讲气数;对于中医诊病,谢老称没有秘方。毕竟人是最最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真的是太大了。所以中医诊病、治病的秘诀,一句话说尽,就是因人而异!而对气数之认识,谢老则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怀念师伯谢子衡

2011-07-02 11:11 [收藏]

著名老中医谢子衡先生于2011年6月30日凌晨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6岁。

这一不幸之消息,是三哥(谢老之子谢勃)电话给我的,同时嘱咐不要告诉我的师傅,并言谢老后事不准备大办,亲朋好友简单告别一下就算是办了。三哥短短数语,折射出的却是谢老一贯之做人,使我想起谢老一生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用自身之行为,书写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散墨。

与谢老的关系,详尽的我也说不清,我想该是缘于三代世交之故吧,因每次见谢老时,他老人家也总是说,咱们的关系可不一般呀,是三代的关系,是世交。是以谢老每次对我可说是无话不谈,所言内容有解放前的,也有解放后的,有医界的,也有市井杂说,听来简直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有些我似曾耳闻,但更多的是从未听过的趣事,以及老北京的一些陈年往事。

先父与谢老是故交,二零零四年先父去世后,我创办了孔伯华医馆,以弥补心中对先父的歉疚。也因此而找到谢老,当时还有我祖父的学生徐宏勋老等。记得谢老听我说明来意后,随即对我讲:“令谦,咱们可不是一般关系呀,我和你爸爸是世交,你就定吧,我哪不去也要上你哪里”。话虽不多,在我心里流淌的却是一股暖流!斯时,谢老已八十九岁高龄,过后没几天,三哥还特意过来送给我一幅谢老亲笔画的八尺山水画。

说起谢老的笔墨丹青功底,据说早年并未想入杏林而是游戏于山水之间。他老人家十二岁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传统山水画技法,后入中国画研究会,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先生之女,著名画家萧琼同窗,师从溥心畲、秦仲文、周肇祥并与吴镜汀切磋画技。与启功、田世光、黄均学习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很多作品被人民大会堂及天安门管理局收藏,香港著名收藏家石景宜先生特别收藏了他的作品。

谢老与中医结缘,听我父亲讲是因为谢老家与“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先生是故交,加之自幼所受的私塾教育,自然与中医是分不开的。后来谢老十九岁时拜汪逢春先生为师,侍诊左右,二十五岁即考取中医师资格,解放后参加中医进修学校取得由卫生部李德全部长颁发的中医资格证书。一九五二年倡导成立黄土岗联合诊所任中医师并担任联合诊所主任。一九五四年调北京市第七医院,一九五六年调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平安医院任中医科主任。在北医除教学以外,还进行实践医学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学术性论著。退休后,受聘于北京阜城门医院。后又受聘于北京同仁堂专家特需门诊、北京鼓楼中医医院及我创建的孔伯华医馆。门诊之余著书立说,将汪逢春先生经验和自己七十年的行医经验编著《泊庐医案》和《谢子衡临床经验》,为丰富祖国医学文化尽责尽职。

陈独秀(1880~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同时也对中医药学进行了猛烈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可见,陈先生“戴上西洋镜”后已不能正视自己母体文化的认知方式了。

    毛嘉陵点评  陈独秀曾将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与现代西学比较后得出结论:“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固然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糟粕,但也不至于“十之九九”都是垃圾吧。这种说法反倒是将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如果中国文化传统有这么多糟粕,怎么孕育出了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这么多中国优秀文人?又怎么催生出了中国优秀的灿烂文明?陈先生在粗浅地了解了一点西方文化后,就立即拜倒在洋人的脚下,还提出要将自己祖上的东西“焚禁”,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汉奸”心态。

 

我是孔少华先生的学生,自2000年至2004年有幸跟随孔老抄方,感受尤其深切。前不久一患者将其保存了近十八年的孔老处方带给我看,睹物思人,无限感慨!

孔老看病首诊自己亲笔书写处方、一式三联,前两联交给患者自己抓药。第三联则是学生自己留底,完全公开处方。复诊都是孔老在底方上增减,然后交给学生抄写。孔老处方一丝不苟,用药丝丝入扣,常常增减一两味药,须握笔推敲良久,使方能对症,药不虚设。现我处留有孔老处方一万份左右。

孔老经常教育我们,作为一名医“生”,一辈子能够做到合格称职就足够了,而非做医“死”之庸医。“医乃仁术”要身怀“救济之志”。对待患者不得问贵贱贫富,老幼百姓要一视同仁。如:河北淋巴结核患者,家境贫寒,久病缠身数十年。孔老为其诊治从未收过挂号费,而且慷慨解囊帮其垫付药资。以上孔老的教诲始终谨记,扎实继承,存济世活人之心,为百姓健康服务。

对杨向光、方舟子实话实说

2011520杨向光先生在其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495586165)署名发表了一篇《骗钱、坑人、所谓四大名医孔伯华害人实证》一文后(后改为《骗钱、坑人、所谓四大名医孔伯华后人害人实证》)方舟子先生随即在其微薄、博客及其创办的《新语丝》网站上转载和刊登,并将题目改为《神医的后人骗钱、害人实证》,言辞多见侮辱、诋毁,见博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17my6.html)。对孔伯华、孔少华及其后人之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随后,我在我的新浪微薄中发布了一条对此捏造,我本人“保留诉诸法律之权力”的短文,表明我的态度和立场。529,杨向光先生也许是良心发现,删除了其新浪博客中的原文,但方舟子先生至今还没有删除。因杨向光是始作俑者,所以我于531在我的新浪博客中给杨向光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示我的立场和态度(见《致杨向光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一文),希望杨向光先生对此给予澄清并赔礼道歉、消除因此产生的不良影响,致函方舟子删除其博客和《新语丝》上的相关文章内容,但至今未见答复。遂委托律师正式向杨向光、方舟子递交律师函(受委托律师博客:

孔少華先生是我的傳道恩師。我認識孔老很簡單,大學畢業前到處抄方,后聽一患者說孔門醫術精妙,心甚慕之,后來偶然遇見孔老,向其表露抄方學習之愿,孔老很爽快地答應了,于是有了師生之緣。

跟師學習數年,感到孔老確實是家學淵源,满腹经纶,醫術精湛,活人无算。他思維敏捷,記憶力超強,遠非我輩能及。更令人敬佩的是他醫德高尚,為人慷慨,仗義疏財,對患者一視同仁,所以深受廣大患者信賴。

近日有楊向光在博客中公開發表博文說某腦瘤患者請孔老治療,孔老承諾二十天能治好,而且為了保密而不給處方,一副藥上千元,最后患者不治身亡。據我對孔老的了解,這絕不可能是事實。

孔老看病一向實事求是,很反感那些江湖氣重的大夫。他看病從不故弄玄虛,不隨意夸口承諾,承諾二十天治愈腦瘤這種絕癥,就算是江湖騙子都不敢說,何況是看了一輩子病的孔老;孔老看病完全依據辨證論治,他說孔門從來沒有秘方,他的處方完全公開,都是交給患者自己抓藥,所以為了保密不給處方這種事我從未見過;孔老處方,藥不虛設,我沒有見過孔老開非常貴重的處方,所以一副藥上千元,值得懷疑。孔老一生診治患者何止數十萬人次,我所說的所有的患者都可以證明。

楊向光還污蔑孔伯華的子孫弟子們現在還在進行治坑、蒙、拐、騙的騙錢害人的勾當。并將此文告與方舟子轉發,可見此人一定是別有用心。現在楊向光自知理虧,又將這篇博文刪除,但已造成的極為惡劣的影響,所以我希望楊向光能公開道歉,澄清事實,消除惡劣影響。方舟子作為名人,也應該調查清楚,刪除此文,并加以澄清,消除惡劣影響。

作者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5a6d50100sipv.html#comment1

本文欢迎转载

致杨向光的一封公开信

2011年5月20日,自称“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的杨向光在其博客(blog.sina.com.cn/yangxigu)发表了《骗钱、害人、所谓四大名医孔伯华害人实例》一文(后自称搞错人物对象了,又更名为《骗钱、害人、所谓四大名医孔伯华后人害人实例》),并求教于方舟子,希望方舟子转发此篇文章。方舟子先生身为名人,理应本着对社会、对民众、对自己、对事实负责任的态度行事。相反,在并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方舟子先生将此篇文章在其博客中转发,随后被网上相继转发数千次,对孔伯华、孔少华及孔伯华先生后人名誉造成前所未有的诋毁,影响极其恶劣,最后再次引发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的骂战。

我不知道杨向光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和目的来编造这样一个谎言,先是诬蔑孔伯华(1955年已故),后又改为毁谤孔少华(2004年已故)。本月29日,杨向光先生已将原文从其博客中删除。这也许是出于良心发现,也或许另有隐情,但毕竟在社会上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毕竟在方舟子博客上依然转载着这篇文章,且依然被不断复制、转载、传播,这仅仅是将原文删掉就可以平息的吗?!

鉴于杨向光先生的行为已构成了侵害名誉权,且有诽谤、诬蔑之实,我在此郑重声明:杨向光先生必须在其原博客上对此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并公开致信方舟子要求删除不负责任的所有相关转贴(包括但不限于其在各个网站上的文章和微博内容),努力消除所有已造成的不良影响,否则我保留采取法律手段追究全部相关责任的权利。

孔令谦

201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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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发现韩德强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于2007年在草根网发表的一篇博文《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有些观点虽值得商讨,但读来发人深思,因而转载如下 

    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讲课时,连续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告诉我,杨德明老师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的第一反映是找一位好中医。回到北京后,杨老师仍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一个多月的化疗下来,钱花了6万多,人瘦得皮包骨头。据医生说,化疗延缓了病情的发展,不过最多还有三、五个月时间。好在杨老师头脑还很清醒,我强烈建议杨老师接受中医治疗,杨老师欣然同意。但是,北大医院拒绝接受中医进场治疗,杨老师一时有些犹豫。后来,科技部中医战略课题组的朋友推荐了王文奎医师,终于决定转出北大医院,单独接受中医治疗。一个多月后,我在家接到杨老师的一个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最新一次胸腔积水化验结果发现,积水中的癌细胞已经消失了,而原来在北大医院化验时,积水中癌细胞密度很高。现在,饭吃得下了,睡觉也有改善,精神状态好多了。这个好消息在朋友们中间立刻传开了,一位朋友说,看来,接受中医治疗是一个战略转折点。

  我为什么对中医情有独钟呢?起因是5年前我母亲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发现得很晚,多次做胃镜以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后一次从绍兴到北京来做胃镜,才发现癌细胞。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位大夫认为可以动手术切除,但一打开发现已经广泛扩散,只好合上等死。这期间,我目睹了母亲的痛苦万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西医一定要找到癌细胞才能确诊病情?在没有胃镜的时代,西医怎么诊断癌症?不能诊断,又怎么治疗?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么办?

  这样,我逐渐发现,20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严格地说,这种诊断手段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小肠镜是一粒类似感冒胶囊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自带光源的微型摄像机,能够把小肠内部的情况拍摄下来,并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身体外的接收器上,再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这是医学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还应用于治疗。我有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发明了一种电化学治癌仪。当时我很惊讶,一个根本不懂医学的人,怎么可能发明治疗癌症的仪器呢?现在明白了,治疗癌症的人并不需要懂得癌症的发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医学,只要能找到某种杀死癌细胞的技术手段就可以了。发明X光、CT、肠镜、胃镜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体的复杂性,都只把人体看成一架由无数零部件构成的机器。用X光照射人体,就像海关用超声波探测集装箱里的走私货物一样。

  西医第二大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外科手术。20世纪的外科对于人体的骨胳、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细微结构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体观念上,仍然是19世纪尸体解剖学的观念,即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对于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则完全缺乏了解。例如,有的人由于长期心情忧郁而导致胃溃疡甚至胃癌,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刻打开人体,外科技术能够发现这种联系吗?外科医生只能看到人体某一时刻的状态,严格地说,甚至某时刻都看不到。由于人体被打开,人体内部的各种状态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条奇妙的不停运动的河流,外科医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这条河流。非要踏进去,则河流必将发生改变。所以,外科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只能解决骨折等瞬间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为,对于那些长期积累形成的器质性病变,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脏移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理,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进程,为什么要开刀呢?要知道,开刀并不能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问题了。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又坏了。外科技术如此滥用,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还是病人的祸根?正如杨老师的肺癌,如果有药物可以使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细胞,为什么要开刀,为什么要化疗、放疗?究竟是只能靠开刀算医学,还是能够诊断病因、病机,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中医算医学?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现在通过肠镜、胃镜、CT、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例如,结肠部分发现了一处炎症。为什么会发炎呢?按照中医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是人体内外部环境发生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节好平衡,即调节好阴阳、寒热、虚实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问题表现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体。问题表现在结肠,但原因可能在脾胃。这是对病情因果关系的一种整体论观点。但是按照西医的原子论观点,结肠发炎肯定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够专门杀死这种细菌的某种抗生素,炎症就会消失。正是按照这种理论,西医在20世纪发明了无数种抗生素、消炎药。现在医院药费收入中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大约占40%--50%。怎么知道某种药物能够杀死某种细菌呢?化学合成药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动物实验。因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能够杀死小白鼠身上的细菌,就能够杀死人身上的细菌。如果找不到某种特定的化学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实验成果了。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医至今就没有找到治疗结肠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广谱抗生素,服药时好了,药一停又犯。进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种特效抗生素,还会产生副作用。人体内部是一个百万细菌的生态俱乐部,抗生素杀死某种致病细菌的同时,也会杀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细菌,破坏人体内部的各种微妙的转换和合成机制,产生广泛的副作用。更加麻烦的问题是,细菌与抗生素之间还会“博弈”。很多人知道棉铃虫和杀虫剂的故事。一些棉铃虫被杀死了,另一些具有抗杀虫剂能力的棉铃虫生存下来,继续繁衍,需要研制新的杀虫剂。正是这种机制,迫使中国产棉区从华北平原迁移到新疆地区,因为山东一带的棉铃虫具有抗药性,而新疆地区的棉铃虫还不具有抗药性。同样,一些致病细菌被抗生素杀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又产生了,需要研制新的抗生素。由此,我以为,这第三大成就即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实际上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医学。化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化验技术上,通过对人的各种体液如尿、血液、唾液等的化验分析,统计出人体的正常值和异常值。

  综上所述,20世纪西医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机、电、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取得的,在医学观念上,则仍然停留于19世纪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上,因而对人体内在的整体性、变化性还一无所知,对于解决复杂疾病无能为力。相反,在缺乏光、机、电、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的古代,由于在人体哲学上持整体的、变化的观念,中医能够解释病因和病机,并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能够治疗复杂疾病。事实上,我自身的结肠炎就是靠中医治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靠什么药治好?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再做肠镜,就找不到炎症处了。一位朋友听我讲了对中西医的看法后,告诉我一个发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医告诉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位朋友病急乱投医,找到东直门中医院的施汉章大夫。病人已经失去信心,没敢去医院。就凭口述病情,施大夫开了处方。一个多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夫人还活得好好的。去年春节,我们两家还一起吃了饭。一旦认识到中西医在人体哲学上的不同,我便对中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终生抱憾!母亲生病时,我还不懂比较中西医优劣长短,我还像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在宣布一个人的死刑。现在我知道,西医宣布死刑,常常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无能,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人体哲学的错误。我甚至认为,西方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体哲学支配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细胞生物学(产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学(寻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从基因生物学走向分子生物学。这是西方医学的原子论思维的继续。如果病因不能在细胞层被找到,就到基因层去找;如果基因层找不到,就到蛋白质层次去找。这样,很可能就根本上颠倒了疾病的因果关系。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至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强烈的原子论倾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体就是细胞决定整体,基因决定整体,直至分子决定整体,原子决定整体。窃以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在新中国,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

  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

  更加严重的是,即使中医能够按西医的统计标准可重复地治疗疾病,西医还是傲慢地拒绝承认。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钟南山领导下的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1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由此我甚至激愤地联想到,法轮功不允许信徒在生病时去医院治疗,西医不允许病人在西医治不好的情况下接受中医治疗;法轮功可以用信仰的名义宣布信徒的死亡为上层次,西医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宣布病人的死亡为天命;这两者的逻辑为什么竟然如此相似?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信徒?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人质?谁把我们的生命权交给西医的?法轮功信徒还有一次选择,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则是生下来就别无选择,就天然地成为西医的信徒?

  昨天,我在电话中向一位朋友推荐王文奎大夫。这位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也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肺炎固然有所好转,但其他脏器却出了问题。通话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西医迷信。如果作为儿女让父母接受中医治疗,父母和亲友都会私下里认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中医需要靠师传。因为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无数层矛盾在发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统级),有次要的(器官级),有二次要的(组织级),有三次要的(细胞级)。每一级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对矛盾单独解决都比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级别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样能够辨证施治呢?单一的原则不行,多个原则在一起相互打架还有原则吗?所以,需要原则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理清阳和阴的关系。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关系的组织不同。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养中医就像培养国家总理,既需要靠临床实践,也需要靠师传。这才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药攻主要矛盾,臣药加强君药的力量,佐药攻次要矛盾并克制君药的毒副作用,使药调和药性。这就像整顿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不但要撤换主要领导人,整顿士气,调整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加强质量控制,还要循序渐进,防止在整顿期间失序,造成资金流失,客户流失,技术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抚人心,注意打击一小撮,保护大多数。所以,单纯学院式的中医培养只能培养解决单一型问题的科级干部,培养不了总理。这种科级干部,就是那些守着一、二张方子吃一辈子的中医。这种中医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对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医”了,对不上,就成庸医了。从外部统计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庸医。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所以蒲先生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

  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的结果是,据估计,解放初全国大约有良医5000名左右,到现在只剩下500名左右。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执业医师法》,那些没有学历、不懂得外语、却长期行医、声望卓著的中医师,将得不到营业资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严格地说,就没有卫生部认可的行医资格。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到了医疗问题上,却成了西医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有资格否定其他医学呢?

  事实上,西医承认的只是原子论、机械论的科学,是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遗憾的是,尽管牛顿力学开创了力学新时代,但其影响却过分扩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谬误。自从牛顿力学诞生起,西方思想界和医学界便沉迷在牛顿力学中。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都深受牛顿力学影响。然而,牛顿力学只适合一个确定的、可逆的、机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论)的宏观物理世界。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顿力学世界。热力学、化学、生物进化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确定的、可逆的世界,带给我们一个高度复杂的、不可逆的、偶然性的世界。但是西方医学界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变化相隔绝,停留在牛顿力学时代。所以,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工作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大意):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医的整体论2。

  然而,尽管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体和社会的认识都可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是,近代中国被用牛顿力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本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可能解决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被慈禧这样的“庸医”所统治,缺乏“中学之体”,在甲午海战中再度失败。全国舆论不分“庸医”“良医”,抛弃了“中学”,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3。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些举措虽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给中医以巨大打击。解放后,尽管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但是由于卫生部基本上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西医为主结合了中医,使中医沦为二等公民。80年代后,全盘西化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医从二等公民再退而成为三等公民,甚至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实际上,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只能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中医可以防微杜渐,将绝大部分病情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状态,到病情发展到完全不可逆转的阶段,再用西医的“暴力革命”。至于何种病情为完全不可逆转,则需要取决于中医的治疗水平。对于像王文奎这样的医师来说,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转。对于技低一筹的中医(也是良医,但医术水平稍低)来说,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转。如此,则可能形成一个以少数杰出良医,多数普通良医形成的中医网络,以远低于西医的成本,覆盖全国城乡。

  同病相怜,猩猩相惜。在医学界,中医是非主流。在经济学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体验是相似的。在经济学界,一个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史一窍不通,尽管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毫无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统计数据做模型,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可以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名声对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就像一个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医学博士可以对一个病人任意处置一样。经济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们却是科学的化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责怪病人不是他们的典型病人。

  呜呼!不如归去学中医。

 

原文链接地址: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30&articleId=729

前些日与好友观涛聊起中医药传承之思路,并一一记录,今得闲暇,依次梳理,遂始清晰。

围绕中医学传承两个重要载体——中医古籍文献和名医名家开展保护、继承性研究,将传世典籍中所蕴藏的中医经典理论和技术转化为中医原始创新的知识服务源泉,将口传心授的心得经验提升为学术思想和理论,为中医科研、临床、教学和产业开发提供支撑和指导。由此导出两个研究方向,也是当下普遍依据的,其分别为:

研究方向一:中医古籍整理与知识服务(今日中医所有均可在古籍中找到痕迹,因此中医是具历史传承特色的)

研究方向二:名老中医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传承(所谓临床经验经整理就是医案,实乃前人试验之记录,且直接以人为试验对象,而非猫、狗、耗子等)

感言:

假若当年张仲景、叶天士等临床大家,能有一支录音笔、一个摄像机紧跟其身,记录下其诊治、思考、带教的全程,留下如同释家的“如是我闻”、儒家的“子曰”,该是何等珍贵!而在中医师承领域,通过对一位临床大师之录音(录像)全纪录的编辑出版,《师承讲记》系列(相当于不定期杂志式的系列出版物)将为每位中医学人奉献原汁原味、现场实录的“如是我闻”。

为了让读者亲身感受“临床家风范”,可以记录和出版当代临床家不同时期“连续不间断、完整不删节”的《临床现场完全实录》(比如连续抄方30天),相当于让读者“亲自待诊抄方,感受真实之现场再现”。医界的人都知道:很多专家是没有胆量把自己的诊疗全程,完全透明地让同行观摩和评议的!而敢于把诊疗现场完全透明地进行公布,是需要艺高胆大的“临床硬功夫”的!

孔老认为对妇科病的观点:气血不和为主,挟湿者多、阴虚、血热者多,故治疗上多以调和气血为主,参以渗湿、益阴为法,随症加减,辨证治疗。分述如下: 

一、养血活血。妇女以血为本,血以通调为和。孔老认为今天的妇女与古时有异,地位大大提高,饮食营养一般不缺,除非失血过多引起的以外,真正血虚者不多,故临床很少用四物汤,常用养血活血之品如紫丹参、桃仁泥、鸡血藤、泽兰叶。丹参有养血活血凉血之功,古人云:“一味丹参,功同四物”,鸡血藤养血活血,桃仁泥活血化瘀,泽兰叶活血利湿行水,四味药组合,药性平和,而养血活血之功甚佳,且不似四物汤归芎之温燥,白芍、地黄之酸敛滋腻,当然若患者确属血虚者,四物汤应当应用。对于瘀结较重者,如闭经、肌瘤、囊肿之类疾病可酌情加用荆三棱、蓬莪术、炒二丑、制乳没、血竭、水蛭等峻猛破血之品。

二、疏肝理气。肝藏血,主疏泄,肝气的条达是经血通调的关键,故治疗妇科病必须注重疏理肝气。因今人肝阴不足者多,孔老疏肝理气不用柴胡之辛燥,以防劫肝阴,常用香附米、川郁金疏肝解郁、以橘子核理下焦气化、有寒者加台乌药,胁痛加小青皮,肝气郁滞明显者每加玳玳花、绿萼梅、佛手等芳香而不温燥之品,使郁结开而阴不伤。痛经者常用金铃子散(元胡、川楝子)。

三、运脾渗湿。孔老认为今人脾湿普遍较重,妇女也不例外,妇科病不仅带证以湿为主,其它病也每多兼湿。湿之来源,多因肝气郁滞,克犯脾土,脾失健运,致气滞湿停,或因饮食不节,嗜食辛辣厚味生成。气滞湿郁除可导致带下量多外,还可引发月经紊乱,如经行不畅,经来量少,甚至郁闭不通,或郁结于卵巢则为卵巢囊肿,郁结于子宫则为子宫肌瘤,停于腰则腰酸乏力。湿与寒合则为寒湿,与热合则为湿热,今人阴虚内热者多,故以湿热之证为多,故孔老治疗此类疾病每用运脾化湿之品如橘子络、法半夏、云茯苓、云苓皮、生薏苡仁、川萆薢等,带下病重加鸡冠花,湿热重者常加炒知柏、川牛膝、滑石块以清利之,寒湿者加台乌药、川椒目、北细辛等以温化之。

四、咸寒滋阴。今人肝肾阴虚者多,对于肝肾阴虚者,孔老喜用生牡蛎、生石决明、生海蛤、生鳖甲、败龟板等介类滋阴潜阳之品,以其入下焦肝肾,咸寒益阴而不滋腻,且有抑肝平木潜阳,软坚散结,凉血利湿之功,对于今人肝肾阴虚又多兼肝旺、湿热、痰瘀互结者甚宜,妇女病阴虚血热之月经过多、漏下、更年期综合症,湿瘀互结之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乳腺增生等证,最宜用此类药物。但药物过寒易凝,当佐以辛温行气之品以制约之。

五、温经散寒。妇科病下焦虚寒者亦不在少数,常导致经来不畅,痛经,不孕等证,孔老常用温经之品如橘子核、荔枝核、台乌药,较严重者,孔老常以川椒目3g、北细辛3g配伍,北细辛辛温入肾经温经散寒,通络止痛,川椒目如下焦通行水道,两药配伍可开启下焦寒湿闭阻,对于下焦寒湿引起的痛经、闭经、不孕等均有良好效果。另外宫寒闭经、不孕者,孔老喜用紫石英温肾暖宫。

六、凉血止血。孔老认为今人阴虚血热者多,故妇女月经过多、崩漏等病虽然有气虚、血瘀等原因,但仍以血热妄行者多,故治疗上每以凉血止血为主,常用药物如生地榆、鲜茅根、荷叶、藕节、大小蓟、鲜生地等,并常配伍阿胶珠、血余炭以养血止血,还喜用三七粉、生炒蒲黄止血化瘀,以防止血留瘀。当然若有气虚者加生黄芪、党参等补气摄血,肾虚者加杜仲炭、川断、金狗脊等固肾止血。

需要说明的是,孔老用药喜用滋阴凉血之品,只是在确实有阴虚血热者方用之,血气温则流通,寒则凝滞,过于寒凉,反易变生它病,不可不知。

以上为孔老对妇科疾病临床辨证用药之常法,临床症状错综复杂,常中有变,总之要辨证论治,知常达变,有是证用是药,不可胶柱鼓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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