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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国家用十分有限的财力建起了一批医院,但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有形无形的压力都在促使着医生加班加点的尽可能的多看病人,而收入不会随之增加,那时收入和付出的不平衡比现在严重。但那毕竟是一个讲奉献、讲政治的年代,所以矛盾被掩盖了。尽管这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所以也就有了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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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生,我到底是不是“甲流”?

这是患者最关心的问题,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无法做相应的检测。通常的做法是先验个血常规,看看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如果是前者,我说甲流的可能性小;如果是后者,我说甲流不能排除。如果患者一定要搞清楚,我只能建议他去疾控中心去。有些患者还真去了,遗憾的是,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人家只检测医院送来的标本。有人说了,那你给他抽点血送去不就得了吗?不行,因为不够标准。在5月份,我接到的标准是“发热+流感样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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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天太热的原因,这段时间病人剧增,大部分都是发烧的病人。昨天晚上,在六个小时里,我一共看了85个病人,平均4分钟看一个!由于病人太多,一般要排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队。

病人来了,先问病史、写病历、简单的查体,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分钟,然后开检查单让病人去做检查。等他们做完检查,要第2次排队,我看了检查开出处方,这个过程需要1分多钟。

平均算下来,他们等待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和医生交流的时间4分钟。在这4分钟里要判断患者的病情,完成处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碰到罗嗦一点的病人,你那个急呀,所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打断他们的陈述。其实有些问题很容易回答,比如我问“你有没有什么药物过敏”,你只需要回答——有或者没有,如果有的话说是什么药就可以了。你怎么非得“我最近没吃什么药,应该不是吃药引起来了,你最好先做皮试”之内不着边际的话一大堆?需要做皮试的难道我还不知道?

最近医院换了系统,希望能加快点速度,我们做好了模板,用鼠标点几下医嘱就可以开出来了,这应该能节约30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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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个红手印到医疗改革

   1978年,那是一个冬天,有一群农民在一间茅草房画了18个圈。更确切的说是18个手印,是按在一张契约上的18个鲜红的手印。契约是这样写的——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粮要钱  如不能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让人心酸的悲壮,为了能够单干,他们随时准备赴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群农民宁可死也不愿意留在公社而要分田单干?要知道,从1966年到1978年,这156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87个月要靠救济度过,一共吃去救济粮11万4千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还要多出三分之一。分田单干之后,他们不仅要放弃国家救济,还要向国家交任务。这些农民傻了吗?
不,他们不傻。尽管有国家救济,20年的人民公社期间,这个小山村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由500公斤减至50公斤!在最凄惨的“三年自然灾害”,全村数月无粮,村民食尽糠麸、树皮、草根、棉籽,最后无可果腹,175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下来的,大都四处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39个人和1头牛!在一个叫“武店”的公社,有1034人浮肿,929人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馊,是为“四病”。官员们为了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于是找来一个医生,询问何药可治。医生叫王善身,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需一味药——粮食。
俗话说“穷则思变”,极度的贫困使这群农民开始寻找新的道路。人民公社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农民多么拼命的干活,最终的结果依然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换来的粮食被剥夺的干干净净。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以为官员所谓“购粮”就真的是“购”,于是卖出12万公斤,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委书记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这个秋天里出卖产品所得,竟被官员拿走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如此赤裸裸的剥削,其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有一首民谣或许是人民公社的真实写照,“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争公分武松打虎”。农民对公社的消极抵抗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位官员到乡下看到了这样让他震惊的场面:一头公社的水牛鼻子上聚集了很多苍蝇,走近一看,牛鼻子被割断了,伤口上竟然长了蛆!原来本应该用木棍穿过牛鼻子,再用绳子系住木棍来牵引水牛,但公社的社员们为省事,直接用铁丝穿过牛鼻子,久而久之,牛鼻子被铁丝隔断了。他还发现,公社的船漂出了几十里,都没有人管。以这样的态度,耕地大面积减少,大幅度减产也就不奇怪了。
一个政策,一种主义,不管你披着多么美丽的霞衣,最终都要解决老百姓的肚子问题。如果你老让老百姓饿肚子,他们可不会因你的动机很高尚、目标很远大,去为你的“乌托邦”殉葬。所以“分田到户”的风潮刚一兴起,即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人民公社的大厦彻底坍塌了。

万幸,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人民公社的思想绝对没有过去,在工厂、在学校、在医院,它依旧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医院,人民公社的弊端比比皆是。
由于种种原因,院长们对于盖房子、买设备都情有独钟。有的楼房,一年之内被装修了3次。有一个医院,花了几百万买回一台C臂机,买回来后才发现没有地方放,于是开始打地基、盖大楼,等设备安装好,已是2年后了,这时又发现设备运转不灵了。于是找厂家,厂家说这设备买回来就是用的,你们闲置了2年,当然会出问题。没办法,只得又掏了几十万来修。当自己心辛苦苦赚来的钱就这样打了水漂,还有哪个医生肯为医院的名声、医院的发展卖命?
而“大锅饭”的分配体制是对医生劳动热情的又一大打击。一个医生,不管他是硕士还是博士,不管他一周是工作80个小时还是100个小时,不管他做着多么高难度的手术,他的工资和看大门的、开电梯的高不了多少。这让他们对现行体制彻底丧失信心。事情到了这一步,医生的劳动积极性应该严重受挫。农民没了积极性,造成天地荒芜。医生没了积极性,医院应该荒芜。谁都知道,在医院,是干活越多出事越多,而医疗纠纷又是医院挥之不去的噩梦。从哪一个角度看,医生都没有多干活的动力。
但红包和回扣的出现,给医生打了一针强力兴
奋剂。医生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医院的门庭还没有来得及冷落,就开始拥挤起来,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如果不是人们看病的负担越来越重,谁也不会把改革与医院联系起来。的确,相对于那些越来越萧瑟,越来越濒临破产的国企,医院简直就是天堂。天堂不需要改革!
然而带毒的美酒喝多了,肚子总会疼的。红包回扣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医生的劳动积极性,但它却毒害了医患关系。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不信任莫过于医患之间的不信任。由于不信任,医生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时候,是不敢给患者做手术的,哪怕眼睁睁的看着他死。由于不信任,患者经常拒绝医生的建议,哪怕这个建议会挽救他的生命。由于不信任,医生开出的检查单越来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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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按:新医改即将出台,各地也在尝试各种不同的举措,北京的一条新政策颇引人关注——允许医生多点执业,鼓励医生开私人诊所。这是一个好消息,无论对医生,还是患者,但好的愿望变成好的结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这篇文章是一位基层医生的切身体会,希望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个体医、乡医、民营医,行医几多难! 1.审批难.按国家医师法规定,开办个体门诊必须是国家执业医师要在医疗机构工作满五年,地方上文件又规定个体行医必须是国家医师并在二级以上医院工作满五年。(1)我是国家医师,从医也满五年了,可是我进不了二级以上的医院工作呀。所以我就没有权开办个体门诊。(进一个我们当地的县级医院就要托关系,然后掏5-6万元钱。然后每月才拿500-600元钱的工资。不是我没有能力,而是我没有钱进高级的医院,而有钱的连个执业医师证都没有却在县医院里给病人看病。我是河南的国家医师,在下面的县乡镇里不给医院出钱我连个工作都找不来,一边却是出了钱连个学历都没有,更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堂而皇之的在那行医,真让人寒心!)(2)国家医师工作满五年因为不是在二级以上医院工作。因而无权开办个体行医,所以只能以乡医的名誉开办个体行医,但是我是县城的人,要以乡医名誉开办个体行医,只能挂靠到下边的乡村中去,可当地卫生局又说乡医要回到你所挂靠的乡村里行医,我在县城里属于异地行医。每年进行罚款。(我们这都是这样的,据说别的地方也是这样的:要按国家医师法在县城里开办个体诊所的都不够格,所以卫生局都让每一个个体诊所挂靠到下面的乡里去,然后再以异地行医的名誉,让你搬回挂靠地行医你不搬,进行罚款,然后就理所当然的每一年对每一个个体诊所进行罚款,少的3500,多的8000-10000。不交钱不给你发医疗机构许可证,你更是非法行医。) 2.经营难。个体诊所,收费低,难以生存。(1)个体或民营医疗机构待遇不公。在个体诊所看病不报销。一小学生上臂摔骨折,就近送到本诊所,因为学生入的有保险,本来在诊所拍个片子,上个夹板开点药最多100元钱就可以处理好,却被迫送到可以报销的离这又远的医院去花几千就诊。或是做不必要的手术。这样即剥夺了患者自由选择就医地点的权利,也给医疗机构以不公平的待遇。入保险的病人不能看,医保病人又不能看,交通事故病人又有专一的医院看,120又接走部分病人,你让个体的和民营医疗机构如何生存?为什么所有的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呢?(2)个体诊所收费低。在我们这诊所靠卖零售药现在已无法生存,因为我们这的医药批发部卖的药和我们一个价格,批发部卖的零售药却是批发价格,谁还去你诊所买药。常见病输一次液三瓶不超过15元钱,除去成本输次液最多净挣5元钱,输液费就没加,在医院里输次液加10-15元输液费。你要的价格高了下次人家去别的诊所输了。由于不开药不收费这观念一直深入人心,故针灸,按摩,火罐等全是免费送的。小的病病人自己买点药吃了。所以现在一般的个体诊所勉强维持着一日三餐。(3)个体诊所不给审批医疗广告,新开业的个体诊所无人知道,病人更是少之又少。 3.监管乱收费的部门太多。(1)物价局隔一段来一次,不管你是盈利或是非盈利的,你没有明码标价,罚款几千。就是标价了,不是标的产地标错了,就是那种药没有标,反正只要不给钱总是能找到罚钱的理由。给了就没事了。(2)防疫站隔几天来一次,倒点碘伏或酒精或拿点一次性物品说要拿回去看一看消毒合格不合格,检验费每一种300。(3)质量监督局隔段来次,监测血压计标准不标准,也来要钱。(4)药监局过一段时间还检查一次,每次也总能找出来罚钱的理由,从没有听说过空手而归的。(5)卫生局每年进行的培训费(6)工商管理费每月几百。月月交。(7)国税,地税每月几百也要月月自己跑去交。房产租赁税,营 业税---。种类繁多。要了就得给,不给你就别想营业。(8)房租(8)别的说不上名字的乱收费。总之只要是能和你沾上一点边的监管部门来了合格不合格给钱就没事,要不再合格也给你找个地方不合格的。其实来了就是要钱的,给我钱,不合格的也合格了。什么也不管。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那样穷的时候,对医疗行业免征各种费用,现在富了却要设立这样多的机构收这样多的费?要知道羊毛还是要出在羊身上的。 4.乡医,个体医地位低,得不到任何保障。 建议:取消特权医院,只要是依法设立的各医疗机构,均要一视同仁,大力发展社会办医,公平竟争。最重要的要象以前一样对医疗机构免征各种费用,医疗机构只受一家卫生监督机构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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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篇报道称,31岁的未婚女士王洪艳受电视广告吸引,到上海协和医院去做检查,结果被医生诊断为“不孕症”,入院检查不到3个小时、诸多检查结果尚未出来,医生便将其推上急诊手术台,不到24小时花去医药费近4万元。一周后,当王洪艳拿到另一家医院做的妇科检查报告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大病。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对民营医院的信心也降到了冰点——无商不奸、没有哪个资本家不黑的、民营医院都是垃圾,等等恶评如潮。但是问题来了,公有医院的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民营之路又走不通,医院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愚以为还是要放开市场,建立公开透明的准入制度,让各类医疗机构公平竞争。因为不打破公立医院“大一统”的局面,无论医生还是患者就很难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医院能够轻松从招聘会上拿回1000份简历,它就不会有给你加工资的动力;当它的挂号窗前总是排着几十米的队时,它就不会有改善服务的动力;当它的成本居高不下时,医生和患者就注定要为这种成本买单。

在没有放开市场的时候,民营医院已经出了这么多事,放开之后,会不会更乱?窗户打开了,蚊子苍蝇总要进来的,但不能因为有蚊子苍蝇就不开窗户。当年的改革开放,也有着这样的担心,实践证明,开窗户是明智之举。你想一想,假如在你的小区有两家诊所,一家水平高、服务好,另一家水平低、服务次,你选择谁?难道因为怕那些水平医德都不好的人进来了,对所有的人都要关上大门吗?

有人说,现在的医疗市场就有竞争,可没有起到降低价格提升服务的作用,相反,看到尽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这的确是一大悲哀。什么原因呢?第一,市场准入有潜规则壁垒。当你拿着医师法所规定的东西去申请开办诊所时,得到的回复常常是“没有规划、没有指标”。而那些没有行医资格的却能大行其道。市场准入不透明的结果就是该进来的进不来,不该进来的进来了。第二,医生这个行业太保守,太缺乏冒险精神。尽管在医院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可真正敢跟它说“拜拜”自己出来开业的人不多。

尽管有着“上海协和医院”的前车之鉴,千万不要对民营医院、个体行医一棍子打死,相反,他们现在很虚弱,要小心呵护,待到枝繁叶茂之时,就可以为我们遮蔽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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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女孩怎么样了,到北京能治好吗?

  答:到美国也没办法。

  问:那就眼睁睁的看着她死?

  答:可以化疗,可以延长生命。

  问:那得多少钱?

  答:一年大概十万,但估计她活不了一年。

  问:我怎么发觉你们要钱的水平比治病的水平高呢?

  答:你说的对,我们这些人只会要钱,不会治病。谁让你们这些既有能力,又有爱心的人不学医呢?没办法只有我们这些既无才又无德的人学了!

  问:你们就是听不得批评,我们这是恨铁不成钢。

  答:现在的医疗体制是要把钢炼成铁,而不是把铁炼成钢。

  问:我们知道体制有问题,可这不能作为医德下滑的理由,而且体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答:你的意思是体制难以改变,而医德容易提高?所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医德教育,医德提高了,人们看病就容易了?可事实恰恰相反,改变医德要比改变体制要难的多!

  医德本来是一种最稳定,最坚固的职业道德,很多人把它作为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它面对的是人的生命。而它现在居然崩溃了,难道我们不该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吗?因为道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个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劳动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稳定就依赖于等价交换。而在医院存在等价交换吗??

  一方面,患者感个冒就要花几百块,另一方面是医生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合法收入和看大门的差不多。极度的不等价!既然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最根本法则都造到了践踏,那医德沦丧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马克思不是说过,人只有吃饱了饭才能去从事道德、艺术吗?

  你说是改革落后的体制容易,还是唤回沦丧的医德容易?如果你还以为是提高医德容易,那你又如何将它唤回呢?是思想教育,还是严刑峻法?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好少吗?反倒是那些不做思想工作的国家,其道德水平比我们高的多!再就是严刑峻法,你认为把刀架在医生的脖子上医德能提高吗?

  其实一个人的社会经历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思想已基本定型,不要总是试图去教育别人,改变别人,以达到社会对他们的要求。该先进的早就先进了,先进不了的,在怎么教育也没用!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并不取决它有多少先进人物,而在于它的主体能否遵守游戏规则。

  问:那你们收红包、拿回扣算不算遵守游戏规则?

  答:不算!但这是医生通过不正当,或者说是违法的手段要回自己的正当权益。

  问:照你的说法,只要有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就可以违法?

  答:照你的说法,一个人无论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只能逆来顺受?

  问:可总的讲良心吧?

  答:医生也非常想讲良心,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同的。可现在的医疗体制给医生留下的讲良心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

  问:可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大多数病人已经不堪重负,不可能给你们负担更高的工资!

  答:正是为了让大多数人看的起病,才要给医生加工资,而且非加不可!何况这笔钱并不是让患者出,政府的负担也可以不用很大。

  问:哦?愿闻其详。

  答:要想降低患者的负担,就得让医生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而让医生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就必须让医生有一个合理的报酬。

  问:那加了工资,你们就能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了吗?

  答:不能。首先在医院,你不可能单独给医生加工资。所以你的假设在现有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其次,你可知道医生开出的药,开出的检查要养活多少人吗?扭曲的医疗体制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分布在医院、卫生行政部门、还有制药行业。现在每个医院都养着一大群闲人!他们如果真是闲人,患者的负担也不会这么重。他们一天也没闲着,他们整体都在琢磨如何从医生的手中攫取更大的利益,然后逼着医生把屠刀挥向患者!这就是国有企业的医院版,所不同的是,国企都关停并转了,而医院却靠着患者的血与泪苦苦支撑着!

  再看看卫生行政部门利用手中的审批大权,检查大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假如医院干净了,有谁回去向他们进贡?中国有六千家药厂,而美国不到十家。假如医生真的合理用药了,你让百分之九十的药厂关门去?!

  问:你说的这些问题的确是问题,可现在假如把你们的工资加起来,你别管能不能,你们真能保证不拿红包回扣吗?

  答:不能。不管你把医生的工资加到多高,我也不能保证就满足了每一个人的胃口,可这不能作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借口。现在有机会那回扣的医生百分之八十都在拿,可这并不意味着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坏了。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本质上和别的行业没多大区别。百分之十的人好,百分之十的人坏,还有百分之八十可以好也可以坏。所以要用政策来争取那百分之八十,用法律来对付那百分之十的坏。可现行的政策,却把那百分之八十推向了坏,又用法律来对付那百分之九十。所以尴尬不断,一个医院经常被一锅端,最后还不是退款了事。

  问:既然你们不能保证,那到时你们一边拿着高工资,一边拿着红包回扣,那患者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吗?

  答:有一个医生在离开公立医院时说,假如能给我私营医院给我的百分之五十我留下,百分之四十我留下,百分之三十我也留下,可凭什么只给我百分之二十?我把这句话改一下,假如给我该给我的百分之五十我不拿红包回扣,百分之四十我不拿,百分之三十我也不拿,可凭什么只给我百分之二十?相信这是很多医生的心声。没有人愿意提心吊胆的活着!

  医生本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过上很体面的生活,本可以很有尊严的活着。可就是那一帮所谓的人民公仆,不尊重客观规律,为了在短时间内让所有的人看上病,竟然异想天开的认为保持医生的低工资水平,就可以减轻患者的负担。不仅如此,他们不允许医院正常收取诊疗费,当医院难以为继,而政府又不堪重负时,有人想到了以药养医。这样不仅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还养活了一批药厂,两全其美。简直是一群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孰不知,从此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回扣泛滥,患者的负担直线上升,多少本可以避免的灾难降临人间。所以,某种意义上,现在大多数人看不起病,正是源于一些人为了把医疗费降到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范围而做的种种努力!

    审计部门能把一瓶盐水、一包棉签审计清楚,政策失误,谁来审计?

  问:难道有关决策者没意识到这些情况?

  答:你也太小看他们了,之所以不能对症下药,个中原因太复杂了。说简单点,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就是我刚才说的医药系统的寄生虫阶层。很多人认为是医生,可恰恰相反,改革愿望最迫切的是医生,因为他们天天都生活在一个他们深恶痛绝的环境中!是的,现在很多医生手红包拿回扣,可要知道这些钱中有一部分本来就属于医生,只是被一部分人剥夺了,医生通过了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找回自己的正当权益,患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医生也背上了骂名。而那些寄生虫阶层非常害怕改革,因为现行的体制一旦被改变,对他们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千方百计的阻挠。当有人提出改变以药养医的体制、改变医院的管理体制、分配制度时,他们却说医改事关人命,要积极稳妥。的确稳妥,二十年了,没有任何涉及体制的实质性改革!

  可该爆发的总是要爆发,当患者不堪重负时,当整个社会都在为之颤抖时,医疗系统的深层次矛盾即将呼之欲出,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些官员利用人们对医疗腐败的憎恶,恰倒好处的把问题归咎为医疗市场化。因为市场经济里的人总是惟利是图的,这与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是格格不入。媒体几乎一边倒的迅速跟进,为之摇旗呐喊。人们一下子就把矛头直指市场化和医德,叫杀声,呐喊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一时间,血雨腥风顿起,刀光剑影毕现。而真正的罪魁——落后的医疗体制躲过一劫。寄生虫阶层笑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们知道,当人们把矛头指向医德时,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他们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的当他们的寄生虫。可悲!可气!可恶!可恨!

  我就奇怪了,这市场化什么时候成了医疗的主流了?市场化允许垄断吗?市场化允许暴利吗?市场化允许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吗?市场化是惟利是图,可不市场化就不惟利是图了?我不是认为市场化就多么的好,可我不能容忍有些人在那指鹿为马。市不市场化,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何合理有效的利用宝贵的医疗资源。

 

——摘自长篇小说《医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原名《医伤——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小说曾在多个网站连载,经过2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在此,特向长期支持的网友和编辑致谢。 

医生,7000够吗?

2009-04-01 09:29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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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晚上夜班,大约在凌晨2点的时候来了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被两个女孩搀扶进来的。他们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学生,一进诊室其中一个女孩就告诉我她的同学得了阑尾炎,想来做手术。几个月前已经发作了一次,那一次医生就建议做手术,但打了几针不疼了,就没做。这一次发作显然比上一次要严重,患者肚子疼的厉害,我让他躺在床上,右下腹的压痛、反跳痛都比较明显,应该是阑尾炎,而且已经化脓了,是应该尽快做手术。

接下来自然是办住院手续,在开住院证的时候,要填住院押金的数额,我就问他们带了多少钱。“7000,够吗?”女孩怯怯的问。我的心微微一震,这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三更半夜的,又是三个学生,能凑到7000块钱很不容易,难为他们了。

老实说7000块钱对于一个阑尾炎来说应该是比较宽裕了,但我不敢跟他们打保票,毕竟医疗上不可预测的东西太多了。但对于眼前的三个人,无论如何要给予最大的同情,因为他们值得同情。“如果治疗顺利的话,用不了那么多钱,安心治疗吧”我安慰道。

送走了他们,我的心不能平静。进去之后,估计他们的钱也不会剩的太多。每次早晨交班,主任都在说要创收,去年科室收入是2500万,今年的任务是3000万。我想住院部的任务肯定也加了。能怨谁呢?主任说科里有七、八十号人要吃饭,院长说全院有将近2000人要吃饭,还要改善就医环境,添置设备,这都要钱。

据说要改革了,而且动作还挺大,反正科里关心的人不多,改革年年都在喊,我们的任务年年都在加,把自己的工资奖金挣回来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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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医生,我将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我也认识到任何损害患者利益的行为都将使维护医生利益的努力化为乌有。反之,亦然!

这是我在争取自己利益的斗争中所奉行的准则。我愿意和任何一个渴望解决问题的人交流,不管他来自哪一个阵营。而对于那些转移矛盾、栽赃嫁祸的人我们也应该勇敢的拿起武器。

原以为经过这些年医患矛盾的持续恶化,医疗行业也应该触底反弹了,因为医患之间实在是没有再恶化下去的空间了。原以为经过几年的全民大讨论,“看并贵看病难”的原因也应该梳理的差不多了,看了8套医改方案之后,感觉就四个字——大失所望。

只要是在医院干过的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无非是——以药养医、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干活的人不拿钱,拿钱的人不干活。医生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用来盖大楼买设备,大楼起来了,院长起来了,惟独医院起不来!

这些明明白白的弊端摆在面前,这分明是行政化的恶果,那些人就是视而不见,找问题找来找去,把罪名安在了“市场化”的头上,亚当.斯密要是在天有灵恐怕宁可上辈子是白痴也不提什么“看不见的手”让那些人来糟蹋了。既然“元凶”找到了,下一步就是开药方了。

北大的药方是——在财务上,实行“收支两条线”;在医疗器械和药品上,实行统一招标采购;在人事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任命或选聘院长以及副院长;此外,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由物价部门统一掌控。公立医疗机构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预算单位,根本不具有独立法人的资格。

除了第一条,这些所谓的“改革”和现行政策有什么区别?这哪里是改革,这分明是在变本加厉的维持现状!

不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就只能做规则的奴隶!而且,当这些规则“出事”之后,人家可以轻易的把责任推到你头上,君不见当“看病难看病贵”惹得民怨沸腾的时候,人们不是齐刷刷的把矛头指向了“医德”吗?

幸福在东,我在往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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