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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都排出绿茶来,肾脏能不坏了吗?!不但肾脏坏了,“心”也好不了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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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那麽多年的傻瓜,还一直以被恭维当”主人“自居。今天才明白中华文化里”傻瓜“就是“糊涂”。“难得糊涂”,也就是难得当傻瓜!!中华民族以前是一个人,现在是九个人,才是明白人,其他都是傻瓜,不然就会有人喊:“皇帝没有穿衣服”了!!!这就应了老外的那句著名的电文:“人傻,钱多,速来”。想当年八国联军,日本鬼子不就这样来的吗?不然当年40万装备良好的东北军为何打不过装备一般的1万关东军(当年袭击东北军司令部时)呢?难得糊涂这条古训可不能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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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药丸还是改变生活态度

­­——从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达尔文医学

 

摘要:人类的进化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进化目前是更加剧更深入了,因此表现为疾病的表征也更多了。如何应对这种表征,是目前医学界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依靠高科技的力量,还是改变我们内在的力量,这是达尔文医学需要引起全社会重视的问题。

 

Super Pills Vs Change of Life Style

---Review Darwinian Medicin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st modern medicine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human is the results of human interacting with environments.  It shows more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 of illness as this kind of evolution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deeper nowadays. How to deal with this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which faced by modern medicine science. Either depending on the power of high-Tech or changing our inner strength is the problem of Darwinian Medicine which should be thought highly of by the society.  

 

作者: 林钟文

单位::深圳市人民医院心内科

通讯地址:深圳市东门北路1017号,深圳市人民医院心内科    邮编:518020

 

 

人类的进化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进化在后工业时代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更快、更深入了。我们知道,人类成为现代智人,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新大脑皮层的形成,而新大脑皮层所以形成,是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个后现代化社会,已经并正在迅猛发展的虚拟社会网络,对于人类新大脑皮层的发展又有了极大的推动力。介于人类头颅骨骼体积的限制,新大脑皮层的发展和原始大脑的退化,这是许多神经症、精神科疾病出现的根本矛盾。而我们现在躯体的系统,器官都是新石器时代形成的,这里面的各种机制运作与现在飞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的矛盾,也是许多躯体疾病出现的根本原因。

“进化论对生物学家就像牛顿定律对物理学家,像是一棵悬挂着许多生命事实的大树。”

所以,作为生物学中人类的分支临床医生绝对有必要了解进化论,知道人类进化过程中各种因素对人体的影响,躯体的反应,及其相互的作用。

    在社会的剧烈变革中,人们对这种变革的不适应会引起许多精神心理疾病。在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工业化革命出现,那段时间西方的神经症的发生率也出现了一个高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焦虑抑郁的发病率也出现了高峰,而且由于我国的变化比起西方更剧烈,时间更紧凑,所以发生率也更高。当然其引起的后果也更严重。如因为缺乏一个预适应的过程。我国的代谢综合征者人群中的腰围标准就比西方相应人群更低,我国的脑卒中发生率也比西方世界要高。

    在西藏的唐卡有一幅《人体胚胎发育图》展示了胚胎的发育的过程就是重演着人类进化的过程。从到肛肠蠕虫类到爬行类动物到脊柱类动物,事实上人类神经系统的进化就是先从胃肠神经丛到心脏神经丛——生命中枢(脑干)——情感中枢(皮层下)——大脑的完善,这样一个进化过程。所以在现代到后现代的过程中,我们最常见到的有关精神科疾病是胃肠功能紊乱,心脏的神经症再到焦虑抑郁的各种情感性疾病的诉说,而由于中华文化的特点比较内敛,所以有这方面不适的人群最早求医的是临床内科而非临床心理科。

 

   精神心理方面的障碍可以导致躯体方面的不适、障碍及疾病,最终导致人的早亡。这是数千年来已经观察到的事实,但是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告诉我们,这里面的中间环节是:精神心理方面的障碍使人们睡眠障碍,正常的生理节律受干预,生物钟的改变导致KChIP2的钾离子通道蛋白的改变,影响细胞内外的离子阶差,导致了一系列的生物电的改变,进而发生一系列的后果。一方面是,内分泌系统尤其是与脑直接相连的垂体功能发生障碍,褪黑素及各种促激素等作为内分泌中枢的分泌紊乱,导致了各种与之相关的疾病,如甲亢、甲减(包括所谓的亚临床甲减)、高血压、糖尿病等。另一方面是免疫系统障碍,由于现代环境迫使人类长期处于一种半紧张的失松弛状态,而在这种失驰的半紧张状态下,无论是体液免疫的抗体、补体还是细胞免疫的T淋巴细胞和其他细胞都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疾病的增加,再加上人们滥用抗菌素等生化药物,使内环境和外环中人类与微生物的共生环境破坏,导致IBSGERD,COPD等疾病增加。阻断或延缓这些中间环节,这正是现代医学令人敬佩的地方。

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智人因为走出非洲以后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和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的杂交,导致了HLA基因的改变。一方面增加了现代智人对外部微生物的免疫力,而另一方面却又使现代人的身体没足够的时间适应这种基因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两者不相兼容的情况,而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当然这又是达尔文医学的另一分支,此文不再作赘论。

肠道微生物与人体的共生,这个课题也是当前很热门的研究领域。现代社会内外环境的改变同样引起人体肠道微生物的菌群的多样性变化,这些菌群的变化直接或间接的对糖尿病,肥胖,心脑血管病等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现在环境的变迁指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中如空气的浑浊,导致了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率和致死率增加,而人为的抽烟又导致了呼吸道,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致死率的增加。长期在室内工作,由于空调房的空气干燥致使对呼吸和血管系统的影响更严重,而由于人们长期的口渴才饮水的生活习惯,又使血液浓缩的情况加重,血栓性疾病增多,因而对抗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损害有些需要从个人着手,如改掉口渴才饮水的习惯。戒除抽烟(这里又涉及如何对待物质成瘾的精神心理问题)。有些得从社会学的高度,如减少污染,减少废气的排放等措施去解决。

 

又比如血栓性疾病,在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人们都得在户外生活工作,都存在需要外伤止血的环境,因而有较强凝血机制的人能存活能繁衍。但在后工业化社会,在信息化社会以后,需要外伤止血的环境已大大减少了。而有较强凝血机制的人却是梗死性疾病(脑梗、心肌梗塞等)的高危人群,应对这种情况,社会需要大范围长时间的应用如阿司匹林类的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这就是高科技手段对人类进化的影响。

 

人类的基因与其他动物的基因相差不大,但是基因并非遗传学的唯一方面。事实上许多疾病是基因的表观遗传标志改变导致蛋白质表达方式出现了异常,如先天性心脏病等。固然致病基因的敲除是从根本上防止许多疾病的方法,但是在目前还有很多问题阻碍了基因疗法的进行,目前较为可行的是通过药物作用于基因的蛋白质表达,从而达到干预疾病的目的,就等于目前治疗高血压的方法主要是从扩张血管,减少血管的张力方面进行药物治疗,而很少从平抚易激动的情绪,减少神经发出的收缩血管冲动方面治疗高血压,这是否就意味着作用于靶器官组织的超级药丸的使用而放弃了创造一个较为不那么焦虑紧张的环境的努力呢?

 

后现代医学主要是三个基本理论

一、诠释论:在后现代时代恐怕我们要对什么是疾病进行新的诠释1、是病人感到不适就是疾病;2、还是检查发现身体异常是疾病;3、是两者兼而有之是疾病,还是二者有其一就是疾病?医学是解除病人的疾苦,还是延长寿命(尽管没有生活质量,呼吸机还能维持某些人的生命一段时间呢。)?

二、建构论:在后现代时期“医学”极需我们去重构,因为目前的西方医学主要是使用外来手段去干预疾病,而如何调动社会、个人的力量,尤其是精神力量去干预疾病和保持健康是每个人都要认真去做的事。正因为如此,欧美人士对针灸治病的兴趣一直久经不衰,事实上,我们的医学不但要在病人达到诊断标准时才进行干预,或者对患病前进行预防(预防医学),还十分重要的是患者在病变的迹象未达诊断标准时就进行适当的干预,比方说冠脉狭窄超过70%才达到冠心病诊断标准,那么20-30%的狭窄我们是否应当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是否只是生活方式的干预,还是应当结合药物的干预呢?

三、系统论:现在的医院基本上都按照人体的系统,分为内、外科,而且还细分下去如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等,而在科室更有细分为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组,但人体的各器官系统都与大脑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628年威廉.哈维(William.Harvey)定义循环系统时,就已提出了心脏疾病和精神心理问题的相关性。事实上人体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子系统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治病应当是整体的治疗才有最佳的作用,本人就曾经综合治疗了一些初始因生活事件引起的原发性高血压病人,事实上从刚开始由外来因素引起的高血压还是有其内在因素(习惯,性格等)的,一方面通过从心理行为治疗,平抚了外来因素的刺激,提高了内在的易激值,另一方面使用降压药物高血压的治疗才能解决这类病人血压忽高忽低的情况。

 

达尔文医学的主要议点是在人类进化与环境相互冲突的结构,这往往是产生疾病的源头。比如说目前母乳哺养的减少,晚育会使乳腺癌发生率增加,人们饱腹终日,饥饿现象减少使糖尿病发病增加,原因就如前所说,是我们新石器时代的身体,跟不上飞速发展的环境。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

     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对此应有一个指导作用,那就是不走极端,如我们不再饱腹终日,反而饱饱饿饿?适当的节衣省吃对我们在当今的生活还是挺有益处的,作为大众的医学知识普及和宣教,强调我们必须保持一点点“原始性”。因我们的身体就是相对于“现代”社会环境比较“原始”的一面。注意保持一些“原始”的习俗,如走路不坐汽车,晒晒太阳,多与人们接触,总而然之,多做点我们祖先经常做的事情。在这个后现代的环境中,适当的使用高科技手段(如药物,器械等)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去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

    后现代医学强调的是系统论。我们必须明白,一种疾病很少是一开始就病入膏肓的,往往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应当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去对抗疾病,而精神心理因素往往是“现代病”的起始因子,从调整性格、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开始。才能做到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幸福的生活。

    当今的社会,经历了农业革命,解决了温饱问题,经历了工业革命,解决了安全需求,经历了信息化革命,解决关爱与社会交往需求,现在我们正处于又一次革命的“拂晓”期(中科院院长白星礼语)。这是一次比前几次更伟大的革命——神经精神的革命,因为这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革命,在这个“启蒙”期,但愿我们的国家不要又一次落后于欧美,而处于下游。现在认识人类自身思想和行为的工具fMRI已经开始普及,掌握这种工具,我们将能更好的认识自己的文化,从而使我们继续进化下去。“活着就是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先从改变自我开始!

 

参考文献和进一步的读物:

1.       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观点。[] R.M. 尼斯,G.C. 威廉斯 著。海南出版社。2009年。

2.       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 【南非】保罗。西利亚斯 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       论后现代医学。林钟文。中华现代医学与临床。2007,644-47.

4.       Postmodern medicine. BMJ. 2002,324: Editor’s choice.

5.       生物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蔡厚德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6.       Li Wen, Ruth E.Ley, Pavel Yu. Vochkov et al.Innate immunity and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ype 1 diabetes. Nature,2008,445:1109-1113

7.       我即我脑在子宫中孕育,于阿茨海默氏病中消亡。【荷】迪克。斯瓦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第四次革命看神经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美】扎克。林奇 著。科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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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杂谈

     青酱(Pesto)是意大利式烹饪中经典的一道调味酱料,通常用鲜罗勒叶、松子、帕尔玛干酪、蒜和橄榄油打碎调成,用来搭配海鲜和意大利面,清香鲜美,令人难忘。由洛杉矶Sante La Brea 餐厅的面点师“大厨AJ”(Chef AJ)创造的这道菜,在本已十分健康的青酱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去掉了配方中原有的干酪和额外添加的橄榄油,成为即便严格食主义者也可以放心大嚼的美食。

 

原料:新鲜香菇 12

      松子      1

      大蒜      2

      百味噌酱  1汤勺

      鲜罗勒叶  1

      鲜柠檬    1

 

  做法:

 

       1 烤箱调至180摄氏度预热。

       2 小刀将香菇柄挖去,为了填入更多馅料,可挖得稍微深一些。柠檬榨汁备用。

       3 将松子、大蒜、味噌酱、罗勒叶、柠檬汁加入食品料理机,搅打成粘稠细腻的酱料。

       4 将馅料填入蘑菇,放入烤箱,烤1小时,直至蘑菇变软。取出即可食用。

 

小贴士:

 

      按照“大厨AJ”的推荐,酱料钟还可加入1杯嫰菠菜叶以增加营养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菠菜加热时会出水,因此不要放得太多,或者也可以用菠菜取代罗勒叶。

                                                                                出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

 

用叉不用刀

2012-03-01 19:42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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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杂谈

                                            主笔:鲁伊

 关于饮食和健康,古埃及人有一句俗谚:“你吃的东西里,1/4是用来维持你的生命的,另外的3/4则用来养活你的医生。”

在《用叉不用刀:通向健康的植食之路》(Forks Over Knives:The Plan-based Way to Health)一书的序言中,美国康奈尔大学营养生化教授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和克利夫兰医学研究所的心血管病专家卡德维尔.埃塞斯汀(Caldwell Esselstyn)指出,借助数十亿元的广告和营销费用,现代食品工业诱使公众相信,肉、蛋、奶和高糖、高盐、高脂肪的加工食物是获取营养通往健康的不二法门。但事实上,它们只会让人发胖生病,由此养活了替食品工业说话的政府部门,被大公司控制的美国膳食协会,靠病人赚钱的制药公司和大医院,缺乏营养学知识、专门擅长开药的医学专家,以及只关注单一营养成分、希望借此获取商业利润的研究机构。

他们两人开出的药方是:彻底摒弃肉、蛋、奶,走上“植食”(Plan-based Diet)和“全食”(Whole-foods)的健康饮食之路。在两人看来,牛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是地球上最危险的致癌物;每吃一次肉,原本光滑的血管内壁便会因此受创,由此诱发血栓的形成;热量高达每盎司256卡路里的橄榄油根本算不上什么健康食品;B12Ω-3脂肪酸等肉食主义倡导者宣称只能通过肉、蛋、奶获取的人体必需营养成分,其实也有更好的来自植物的解决之道。

这些说法听来激进,但坎贝尔和埃塞斯汀在医学界多年来的研究结果和鼎鼎大名成为其强有力的科学背书。柯林.坎贝尔市著名的“中国-牛津大学-康奈尔大学膳食与健康研究项目”的项目主任。在30年里,三个国家的联合研究小组对中国65个边远村庄的6500名居民的健康与饮食习惯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富有充裕的美国男性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居然是这些贫穷的中国农民的17倍。在那些主要以素食为主、很少有机会吃肉、几乎从不摄入牛奶的村民中,心脏病的发病率低于十万分之一。虽然美国人的平均胆固醇指数高于200,在中国农村居民中,该指数仅为81到135。基于这项令人大开眼界的研究结果,柯林.坎贝尔出版了《中国健康调查》(The China Study)一书,并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从1968年便在克利夫兰医学研究所担任心血管外科医生的卡德维尔.埃塞斯汀则是通过膳食干预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积极倡导者。在过去的26年中,他和妻子一直奉行植食主义,他的儿子里普.埃塞斯汀(Rip Esselstyn)不久前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并出版了另一本《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榜书。在接治病人过程中,埃塞斯汀发现,许多心血管病和糖尿病患者在戒除肉食、改为茹素后,健康状况都有了显著改善,甚至不药而愈。在《用叉不用刀》一书中,众多埃塞斯汀诊治过的病人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支持埃塞斯汀的观点:“心血管病实际上是一只没牙的纸老虎,本来不应存在。就算它确实存在,也不见得一定会恶化。这是一种因食物而导致的疾病。改变你的饮食,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占全书一般以上的篇幅的、从数十位多年植食主义奉行者那里收集来的125个味道和操作过程都久经考验的植食食谱。在里面,你可以找到柯林.埃贝尔最喜欢的早餐麦片,卡德维尔.埃塞斯汀的太太最擅长的豆子汤,以及下面要为你推荐的这道据说是里普.埃塞斯汀一个人就能饕餮干掉12只的香烤青酱塞馅蘑菇。

                                   出自于《生活周刊》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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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杂谈

以神经科学之名,亨里克·埃尔逊(Henrik Ehrsson)用人体模型、橡胶假手和计算机虚拟现实,创造出了“灵魂出窍”的错觉。

撰文 艾德·扬(Ed Yong)翻译 朱机

意识脱离肉身,然后一把餐刀扎进胸膛,这种事你可能很难遇上。但在亨里克·埃尔逊(Henrik Ehrsson)的实验室里,这样的体验却是家常便饭。埃尔逊是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一名神经科学家,经常利用错觉来探测、延伸和替代人们对自身的感觉(sense of self)。这一次,他仅利用录像机、护目镜、两根小棍等道具,就让我相信自己漂浮在肉身数米之后。我看到一把刀朝我的虚拟胸膛猛刺过来时,吓得往后一缩。与此同时,我手指上的两根电极记录到皮肤一阵冒汗,旁边的笔记本电脑绘出的图像显示,我的恐惧感达到了一个高峰。

“灵魂出窍”般的出体经验只不过是埃尔逊实验室的节目之一。他还能让人觉得和他人对调了身体、多了一条手臂、体形缩小成玩偶或膨胀至巨人一般。他们实验室的储物间塞满了大小各异的人体模型、玩具娃娃的脑袋、假手、摄像机、刀子和锤子,就像连环杀手的地下室似的。埃尔逊自己也说,“别的神经科学家觉得我们有点疯狂”。

但埃尔逊准备这些非主流装置可不是为了耍点小把戏。它们是他用来研究的道具,是为了探究人们是怎么在自己躯体内产生自我感觉的。我们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几乎没有人会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感觉费思量,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认为,这种感觉是非常确定的,不可置疑。

“英国哲学家乔治·摩尔(GEMoore)就曾说过,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你的手终究是你的手。” 埃尔逊说。而他的错觉实验则显示,就算这么确定的、建立在人生经验上的事实,区区十秒钟视觉和触觉的“欺骗”就会让你的信心荡然无存。这种感觉如此容易受到影响,这说明大脑会不停地根据感官信息,建立对躯体所有权的感觉。因为这一发现,埃尔逊已在《科学》等多本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引起了很多神经科学家的关注。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神经生物学家米格尔·尼可莱里斯(Miguel Nicoleis)说:“很多人以为对自我的感知是天生的,但其实完全不是。这种感知可以被迅速改变,简直太有趣了。”

埃尔逊的研究还有一个吸引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地方:过去,“自我”是一个很不确定、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但在埃尔逊手中,这个概念变成了科学家能进行分析和研究的问题。美国贝勒医学院研究感知的神经科学家戴维·伊格曼(David Eagleman)说:“可以说,制药按埃尔逊的方法操作,我们就能操控意识体验,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手段。”

“人们认为,自然科学是无法触及‘自我’这类东西的,”德国美因茨大学理论哲学系主任托马斯·梅岑格(Thomas Meitzinger)评论道,“而现在却证明,‘自我’是可以进行研究的,我认为这是亨里克的贡献中最有价值的一点。”

出体实验

1972年,埃尔逊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父亲是化学家,爷爷是牙医。受长辈的影响,他从小就对科学和人体产生了兴趣,最终来到卡罗林斯卡研究所钻研医学。但在漫长的解剖课程的学习中,埃尔逊常常感到无聊。“上课时我老是在想,要是我的眼睛飘在别处,从那个角度看我自己,我的意识会在哪里?”他停了停说:“我那会儿不是优等生。”

毕业后,埃尔逊继续在卡罗林斯卡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但放弃了医学,他利用大脑扫描仪来研究人如何理解事物。与此同时,他开始深深着迷于生理错觉。有一些很经典的错觉现象,比如亚里士多德发现,有些人在交叉食指和中指之后,摸鼻子时会产生一种长了两个鼻子的错觉。埃尔逊还听说过“橡胶手错觉”(rubber hand illusion)——这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科学家设计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人们把手藏在桌子底下,面前则放着一只橡胶做的假手,实验人员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击打真手和假手,这会让人觉得那只假手就是自己的。“真把我镇住了,” 埃尔逊说,“这太奇妙、太超现实了。”

于是,埃尔逊在常规研究之余又研究其错觉来。等他在伦敦大学学院做完博士后研究,回到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建立自己的实验室,错觉研究就成了他的主攻方向。他知道,很多科学家从视觉错觉的研究中获取对感知的根本认识。“经常有关于视觉错觉的会议,每年还有比赛,看谁能创造出最佳视觉错觉,”他说,“但关于身体错觉的研究却不多,在心理学中,身体一直不是研究重点。”但埃尔逊渴望探究的正是“橡胶手错觉”之类的把戏。他想试试看,扭曲人们对身体的拥有感到底难不难。

埃尔逊开始基于橡胶手实验,设计了更多的错觉实验,他用头戴式耳机、摄像机、假肢等道具欺骗眼睛,同时用拍打和刺戳的方式给予触觉信号。在他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是用这些小道具让实验对象产生了“灵魂出窍”的感觉,这门“绝活”当时引起了世界性轰动效应。

当时,有些科学家和公共团体成员还公开质疑,是否真会产生这种错觉。20119月,我亲自拜访了埃尔逊的实验室后,从此深信不疑:我戴着的护目镜会显示,身后的摄像机面对我背部所拍摄的画面(见“出体实验”);埃尔逊在用塑料棒戳我前胸的同时,用另一根棍子朝摄像机戳去。我感觉到前胸被刺的同时,通过背后的摄像机也看到了自己被刺的景象。十秒钟不到,我觉得自己好像从躯壳中抽了出来,浮在身体的数米之后。

让实验对象体验过“灵魂出窍”后,埃尔逊在一年后又学会了新招:让实验对象进入新的躯壳。这一次,自愿者所戴护目镜中的图像,是从假人模型头上的摄像机传来的,他们看到的当然是假人的塑料身躯。然后,研究人员同时戳假人和自愿者的手臂或胃部,几次之后,自愿者就会认为自己就是那具模型。他们甚至会从自己的新身体里盯着旧躯壳看,还会和自己的旧躯壳握手。自愿者无一例外,都产生了这种错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神经病学家马克·哈里特(Mark Hallett)亲身体验之后说:“这种感觉十分强烈,而且很快就会产生,太不可思议了。”

埃尔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表于20115月,在研究中,他让人们感觉自己钻进了芭比娃娃的体内。一捅芭比娃娃的腿,自愿者就觉得自己被巨大物体戳中。埃尔逊自己也尝试了这种错觉——当同事轻轻抚摸他的脸颊,他抬起头,“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童年,正看着我妈妈”。

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被错觉蒙骗。埃尔逊推测,相对于参加试验的那些普通的学生,能熟练控制自己的肢体的人,比如舞蹈家、音乐家,可能较难产生错觉,但一般来说,4/5的人都能体会到错觉的效应。埃尔逊用了几种方法来确认实验产生的效果:询问自愿者的体会、用刀去刺自愿者的“虚拟身体”等。如果确实产生错觉,自愿者就会感到紧张,比如出汗。即便知道这把刀不会造成伤害,但当埃尔逊刺过来的时候,自愿者仍然感到非常紧张,这说明错觉非常“真实”。

2011年初,埃尔逊甚至改造了橡胶手错觉实验,使参与者以为自己有第三只手。“他吸纳了那些基本方法,想看看能把错觉效应推进到哪种地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橡胶手错觉的设计者之一马修·波特维尼克(Matthew Botvinick)说:“埃尔逊向我们展示了,人对身体的感觉能达到什么程度,有多大的可塑性。”

自我欺骗

埃尔逊接下来要挑战的任务是,弄清楚这些错觉揭示了怎样的大脑秘密。教科书上说,人之所以能感知到自己的身体,是因为利用了“本体感觉”:来自皮肤、肌肉和关节的信号,会指示身体各部分的相对位置。但埃尔逊得错觉实验说明,视觉和触觉同样是这些信号的关键组成,大脑需要不断整合各种感官信号,产生自我感知。“本体感觉”也许告诉大脑,身体此刻坐在椅子里,但在埃尔逊的错觉实验中,精确同步的视觉与触觉信号却让大脑以为,身体其实呆在另一个地方。

埃尔逊认为,上述错觉的产生有赖于“多感觉神经元”。这种神经元能综合视觉和触觉信号,让动物顺利地对物体作出反应。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在猴子身上开展。“我们相信,多感觉神经元涉及的神经通路非常重要,它不仅能让动物感觉到外在物体,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与周遭世界的界限。”他认为,这些神经元会整合各种感觉信息,对身体形成一种综合性感觉。而在错觉效应中,他只不过是改变了流向多感觉神经元的数据,由此操控了大脑感觉。

目前,这还只是个假说。波特维尼克说:“多感觉整合的确切过程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这是现在所缺失的一环。” 埃尔逊等人试图了解这些神经元在人脑中的位置,他们让自愿者坐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中,同时诱导错觉产生。实验结果不尽相同。埃尔逊已经发现,当自愿者产生“身体交换错觉”时,腹外侧运动前皮层(参与动作的视觉引导)特别活跃。瑞士洛桑大学的奥拉夫·布兰科(Olaf Blanke)也是该领域屈指可数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发现,人们在产生出体错觉时,腹外侧运动前皮层附近的顶联合区比较活跃。他指出,当这个脑区受损,或出现肿瘤时,病人似乎会觉得身体就像消失了一样。“很难判断谁是正确的,因为在神经科学层面,我们现在拥有的数据很少”。

操控机器人

埃尔逊对自我存在和身体拥有感的兴趣,还扩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他现在对实验剧场和超现实艺术很感兴趣。他给人的印象是,喜欢思考,有些冷淡,总记不住同事的名字,常常陷入沉默。他说,与参加各种会议相比,他更喜欢在实验室干活。

偶尔,埃尔逊也收到一些充满怒气的信件,写信的人通常是有过“离体”经历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而实验室能让人们产生类似的经历,这让他们感觉很害怕,”埃尔逊说。对此,他用一个外交辞令予以回应:“不予评论”。梅岑格则直接一些:“埃尔逊的研究说明,灵魂、自我什么的,离开了大脑就不存在。”

现在,埃尔逊想把错觉效应转化为实际应用:开发更好的假肢。很多截肢患者仍会觉得肢体是存在的,感觉装上的假肢是异物。“我们在想,如果引起的错觉让人有种真是的拥有感,人们也许可以更方便地使用假肢。”他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埃尔逊改造了橡胶手错觉实验。他在截肢者的残肢上给予点状刺激,让截肢者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有手指。触碰这几个点的同时,埃尔逊和同事在机械手的相应部位也给予刺激。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成功地让截肢者产生了金属假肢就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

10-15秒之后,错觉效应就会消失。要让错觉保持下去,只有不断给予刺激。这是埃尔逊目前力图解决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改进义手——在手指的指尖上安装传感器,而在残肢部位装上刺激装置。”尽管也有其他团队在做类似的感觉装置,但埃尔逊认为,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想让人工手指传来的感觉与残肢部位的刺激精确配合,以产生对假肢拥有感的错觉。

埃尔逊的雄心壮志不止于此。以往,人们操纵机器人或虚拟形象用的是操纵杆等控制器,而利用错觉,可以帮助人们以更精准的方式控制“虚拟身体”——不论是计算机虚拟的,还是机械的身体。比如,机器人的操控者可以戴上护目镜,获得他们所操控的机器的视野,穿着动作捕捉服执行操纵,并通过与机器人手中的传感器相连的手套,获得触觉反馈。据埃尔逊预测,只要人和机器之间的信号传送在100毫秒内完成,“就会启动全身错觉”。外科医生能操控病人体内的微型机器人;巨型机器人能修补破损的石油钻井或核电站——埃尔逊笑着描绘未来。

但还有一种错觉,连埃尔逊也不确定能否实现,那就是自我感觉的分裂:让一个人占有两个身体。埃尔逊认为,这种错觉能否实现,可能取决于大脑如何整合感官信息。“或许在本质上,大脑对身体的感知就是一个统计学结果。它可能并未使用绝对坐标,而是通过整合信息,得出结论说我的手最可能是在这里。如大脑却是以这种方式感知身体,我们也许就能蒙骗大脑,让它觉得这两个身体是我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虽然听起来离奇,可埃尔逊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样离奇。“我们正为此而努力。”他说,“不过话说回来,这也说不定是不可能的”。

本文作者 艾德·扬是英国伦敦的科学作家。

本文译者 朱机是中国科学院神经科研究所的博士,主要从事神经发育研究。除了科研,她还喜欢翻译科学、科普作品,最新译作是讲述各种离奇自体实验的《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

参考文献

1. Petkova,V.I.& Ehrsson,H.H.PloS ONE 3,e3832(2008).

2. Guterstam,A, Petkova,V.I.& Ehrsson,H.H.PloS ONE 6,e17208(2011).

3. van der Hoort, B.,Guterstam,A.& Ehrsson,H.H.PloS ONE 6,e20195(2011).

4. Botvinick,M.& Cohen,J.Natuer 391,756(1998).

5. Ehrsson,H.H.Science 317,1048(2007).

6. Petkova,V.I.et al.Curr.Biol.21,1118-1122(2011).

7. lonta,S.et al.Neuron 70,363-374(2011).

8. Rosen,B.et al.Scand.J.Plast.Recons.http://dx.doi.org/10.1080/02844310903113107(2009).

心流

2012-01-08 21:35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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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心学

【转载自  托克尔 克林贝里《超负荷的大脑》第十五章】

美国心理学家奇克森特米哈伊撰写过关于“心流”(flow)的概念,他指的是那种彻底专注并沉浸在所进行事物之中的感觉。一位艺术家正在描述一幅画作,他忘我地投入到创作中,甚至忘了时间的流逝,这就一种心流的状态。当一位外科医生在进行一项需要他投入全部心力和技巧才能成功的非常困难的手术时,也可以达到心流的境界。奇克森特米哈伊曾经试图想要甄别能引起心流的情况,他认为,如果从情境的挑战性以及当事人的技能的角度出发去分析,那么我们会发现,当任务的要求与当事人的能力正好匹配时,高水准的挑战和高超的技能就会引导出心流的状态。

把奇克森特米哈伊的这张图当作一张认知地图,北面向上,那么我们会在东北区找到心流。当挑战超过了能力,我们感到有压力;当能力超过了挑战,我们就产生了可控感;随着挑战水平的降低,事情变得乏味。如果将“能力”换成“工作记忆容量”,将“挑战”换成“信息负荷”,那我们也许就获得了一张描述信息要求与主观感受的图。当要求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便处于图的北面,从而有注意力缺陷之感。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简单地去回避这些要求,因为如果他们变得太低,我们就会感到乏味甚至毫无兴趣。换句话说,我们有理由调节好我们对刺激和信息的需求。只有当要求和技能,或者说能力和挑战,处在平衡状态时才能引导出心流。也许只有进入心流状态,我们的能力才能完全发挥,我们的潜能才能最大化开发。

当工作记忆负荷与工作记忆容量精确匹配时,我们在神奇数字7左右徘徊,此时达到的训练效果也最强。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他,那我们就应该设法控制环境,根据我们的能力去重塑我们的工作。希望我们可以将手中的罗盘调精确,让他指引我们到达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感受心流,并将我们的潜能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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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财经》2011年底29  作者:罗伯特-希勒

经济学正处于一场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的源头出人意料:医学院及医学研究。神经科学正在改变我们关于人类如何决策的看法,这些发现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关于经济如何运转的看法。简言之,我们正迎来神经经济学的发轫。

将神经科学与经济学联系起来,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事。神经经济学尚处雏形阶段,但其遵循了这样一条路径:科学革命总是起源于以往人们所完全不曾注意的地方。如果不能提出新的方法论,任何科学都会走入死胡同。学者们将陷于现有的方法论无法自拔,其研究也将变成是既循环往复又琐碎的无用功。

但最近在神经经济学领域里,却接连出现几次跨越。令人注目的包括神经经济学家格里姆切在2010年出版的新书《神经经济分析基础》。该书标题显然来自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典著作、上一次经济理论革命的起点《经济分析》一书。

虽然格里姆切目前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工作,但对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他就是天外来客。毕竟,其博士学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取得的。

此外,像他这样的神经经济学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与他们这些正统的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格格不入。前者试图将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大脑的具体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推动经济学的进步。

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大体上基于人类理性的假设——人类总是系统性地让自身的快乐程度最大化,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效用。萨缪尔森在1947年提出这一主题时,并没有将研究目光投向大脑,而是提出了显示偏好。在他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并不关注人类的大脑生理结构。

因此,格里姆切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充满怀疑,并一直寻找经济理论的生理基础。他试图通过找出背后的大脑机制,从而将效用理论转变为效用理论。

格里姆切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不少证据,但离大体上揭示基础大脑的结构,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可能的结论是,大脑中并不存在相应的结构,所以整个效用最大化理论都是错误的,或至少需要进行重大修正。如果真是如此,光是这一结论就将从根本上动摇经济学。

另一个令神经科学家们激动不已的新领域,是大脑如何处理模糊情形,即那些概率未知或其他高度相关信息无法获得的情况。根据已经发现的结果,大脑用来处理概率情况一目了然的区域与处理概率未知的区域是不同的。这一成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处理像金融市场和危机来袭等情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凯恩斯认为,大部分经济决策都是在概率未知的模糊情况下做出的。他推论说,我们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是受动物精神波动的推动所致,所谓动物精神,是指不为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精神力量。

当然,经济学本身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危机来临时,有多少个经济学家,就有多少种干预办法。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洞察经济依赖于理解经济的法律、规则、商业活动和习俗、资产负债表等诸多细节。

但终有一天,我们将通过更好地理解大脑功能的生理结构,从而更好地了解经济如何起作用或未起作用。

这些大脑结构是将大脑比作计算机的基础——前者是通过轴突和树突相互交流的神经元网络,后者是通过电路相互联系的晶体管网络。经济将成为新的类比——通过电子和其他通信手段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

大脑、计算机和经济,这三者均是以通过个体单元——神经元、晶体管、个人——的合作和行为解决基本信息问题的机制。只要我们对这三者中任何一者如何解决问题的理解有了突破,都能将其推广到其他两者。

作者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转载语】

二十一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结束。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的到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人类的一切活动受大脑的指挥一样,经济这个人类社会的集体行为,也绝对受人类大脑的驱使,这一切都显示出大脑革命--第四次革命的端倪。

文中提及的格里姆虽然是个经济学家,但其博士学位是在宾文法民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取得的,这又是一个神经学家涉及另一领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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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读了“市民周报”(邮发:45-152),一个震撼性的标题:中国电影圈怪象-脑残粉丝捧起脑残电影。我改了一下:中国怪象-脑残粉丝捧起脑残明星,他们捧起了脑残电影,正要制造一个脑残的文化,从而导至一个脑残的民族!!

杂交的利弊

2011-11-28 22:09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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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于 《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45期                    作者:袁越           

    

现代人的祖先曾经和自己的远亲进行过杂交,其结果有利有弊。

人类对自己的过去总是很感兴趣,可惜在语言和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祖先留给后人的信息很少,考古学家们只能通过分析骨骼、劳动工具和装饰品等间接信息来猜测人类的历史,可靠性不高,所以被称为“史前史”。

DNA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遗传密码就像一本历史书,忠实地记录了人类祖先的故事。不过,这本书经常残缺不全,而且很难读懂,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们总是在不断地对前人的研究结果做出修正。

随着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破解,以及从化石中提取DNA技术的进步,关于人类史前史的研究近几年突飞猛进,不断传出震惊世界的大新闻。比如,2008年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南部的一个名为丹尼索瓦的洞穴里发现了一个牙齿和一根指骨化石,和目前已知的任何古人类化石都不一样。同类素分析表明,这两块化石距今大约4万年左右,但考古学家至今尚未发现任何其他类似化石,如果没有基因分析技术的帮助,很难判断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去年底,《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通过DNA系列分析的办法,发现这两块化石的主人属于一个全新的人类亚种,考古学家们按照惯例,称其为丹尼索瓦人(Denisovan)。

具体说,现代智人的祖先大约在40~50万年前和丹尼索瓦人的祖先分道扬镳,各自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亚种。大约20万年前,丹尼索瓦人的祖先走出非洲,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最终定居在欧洲和西亚,他们就是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另外一支人马向东挺进,最终到达了东亚地区,他们就是丹尼索瓦人。

之后又过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距今大约7万年左右,现代智人的祖先才终于鼓起勇气走出非洲,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接下来一个很自然地问题就是:我们的祖先和自己的远方亲戚有没有过基因交流?5年前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否定的,但2010年的时候,随着越来越多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被测定,科学家们相信我们的祖先和尼安德特人发生过性关系,并且产下了后代,现代人类的基因组中最多有4%来自尼安德特人。

当丹尼索瓦人被发现后,科学家们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人类祖先和他们同样有过性关系,同样生下了后代。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当中有4%~6%来自丹尼索瓦人。

那么,这种杂交到底对现代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科学家们曾经认为没有影响,但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在今年107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智人的祖先从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里得来的基因帮助他们增强了抵抗病菌的能力。

这个结论同样来自基因序列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人类基因组内含有的某一组HLA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另一组HLA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已知HLA基因编码人类白细胞抗原,这种抗原可以被看做是人类细胞的身份标记,是人体免疫系统区分敌我的基础所在,人类获得了这两组HLA基因后增强了识别病菌的能力,免疫力获得了极大地提升。

仔细想想,这件事很好理解。当现代智人离开非洲,踏上陌生的土地时,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十万年,对新大陆的病菌早就产生了抵抗力,智人通过与自己的两位远亲杂交,找到了一条增强抵抗力的捷径。

事实上,智人绝不是唯一通过杂交提高生存能力的物种。根据《自然》杂志发表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分析,自然界大约有10%的动物物种和25%的植物物种是通过种间杂交而产生的。

可是,杂交毕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这说明杂交虽然可以获得某些遗传优势,但更可能的结果是负面的。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相信,人体的自免疫疾病就与上面提到的HLA基因有关。同样,这件事也很好理解,这两类HLA基因毕竟是属于别人的,智人祖先“偷”到了这两件宝贝,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它们适应自己的身体,其结果就是双方有时会不兼容,最终导致免疫系统敌我不分,攻击自身,这就是自身免疫疾病的由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新大陆生存了那么久,为什么突然灭绝了呢?研究表明,它们都是在和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接触后不久宣告灭绝的,这说明它们很可能是死于人类祖先之手。

转载语:

通过杂交,人类改变了自己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但同时人类也增加了获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机会。一正一反,得益与失去,这条哲学上颠扑不破的真理似乎是贯穿在整个自然界之中,而“中庸之道”无疑是解决这类难题的最好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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