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董伟）在今天召开的卫生部新闻例会上，卫生部妇幼保健和社区卫生司副司长傅卫称，“低危害”烟草制品研究不应作为国家科技进步奖评选项目。

他的理由是，国内外众多科学研究证明，烟草使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任何有关“低危害”烟草制品的研究，都不能降低或者减少烟草对人体带来的健康危害。同时，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开展和应用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

4月9日，秦伯益、钟南山等30位院士联名致信中国科学报，对“中式卷烟”项目入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表示严重关切。院士们在信中指出，作为企业，追逐利润无可厚非，但上述入选项目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卷烟吸引力，从而达到促进烟草消费的目的，这将导致更多人的健康问题，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有违基本的社会正义。

对此，傅卫说，中国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从2006年1月正式生效。签署公约表明了政府在国际上已经郑重承诺，将切实履行公约要求。公约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减少烟草的使用和消费，避免接触烟草烟雾，保护公众的健康。因此，任何促进烟草制品的使用和消费的行为跟公约的精神都是不一致的。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则指出，“降焦减害”的把戏在国际上早已经“破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上很多烟草公司搞降焦解害，比如美国生产了一种薄荷烟，很多美国黑人都在吸这个烟，但是无论是降焦解害的烟还是薄荷烟实际上危害都不低，可能只是焦油含量的降低。烟草里面有7000种物质，至少包括了69种致癌物，200多种有害物。虽然降低焦油，但是其他的物质没有降低。”

她还表示，吸低焦油烟的人以为找到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更不容易戒烟了。戒烟实际上很难，要自己下决心。因此，这种研究其实是一种误导，“国家科技奖应该鼓励保护老百姓的健康，不应该鼓励类似‘低危害’烟草制品的研究”。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顾瑞珍）科技部12日对“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科技成果推荐国家科技进步奖有关事宜作出说明。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对于公示期间各方面提出的异议和意见，我们高度重视，严肃对待，分类整理，认真研究，并严格按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的异议处理程序办理。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各地方、各学会、协会和各部门所推荐的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公示。公示的过程是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过程，公示的目的是要更广泛地接受社会监督。欢迎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对推荐项目提出异议和意见。

这位新闻发言人说，关于各方面反映较集中的对“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成果被推荐国家科技进步奖所提出的异议，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具体工作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已经与项目推荐部门主动沟通和反馈，并按照异议处理程序将有关异议材料转请推荐部门研究提出意见。

公示期结束后，对有异议的项目，进行梳理、分析和咨询，听取各方面建议，提出处理意见。

“十二五”医改规划的最大亮点无疑是让公立医院真正公益起来。它首次明确了政府办医的责任，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了原则保证。医改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称，没有公立医院改革的成功，其他改革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日前，国务院公布了《“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十二五” 医改规划），提出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医疗服务以及监管体制等领域综合改革，到2015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李玲认为，“十二五”医改规划明确了三项任务：全民基本医保建设、基本药物制度巩固完善和公立医院改革。实际上，在上一轮医改，前两项任务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唯有公立医院改革迟迟未动。这次国家下了决心非推进下去不可。

受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牵扯，公立医院改革最复杂、最困难。 2010年年初，《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出台，选取全国16个城市试点公立医院改革。从试点情况看，现在改革大多是围绕着外围项目转，如住院医师培训、信息化、医院管理等，对深层次的问题却少有触及。

对此，“十二五” 医改规划则提出：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按照“四个分开”的要求，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以县级医院为重点，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事分配、药品供应、价格机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由局部试点转向全面推进；大力开展便民惠民服务，逐步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十二五’医改规划直面难点，没有躲闪。”李玲说，它首次明确了政府办医的责任，将“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作为一项关键内容。

“十二五” 医改规划一改过去“给政策不给钱”的做法，规定政府要对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公共卫生服务、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贴等投入负责。同时要起到监管的作用，合理确定公立医院（含国有企业所办医院）数量和布局，严格控制建设标准、规模和设备配备，禁止公立医院举债建设。

补偿机制一直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难点和热点。过去30年，在药品加成的规制下，医院和医生已经习惯了通过多开药和大检查，并以此衍生出一条利益链。打破旧机制，让医疗走上新轨道，一直是人们的期盼。

李玲说，根据基层改革的经验来看，未必值得那么忧虑。“基层医疗机构实现药品零差率销售后，新机制不是运行得很好吗？”

“十二五” 医改规划规定，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提高诊疗费、手术费、护理费收费标准，体现医疗服务合理成本和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医疗技术服务收费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严禁把医务人员个人收入与医院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挂钩。

李玲指出，“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是一大新意。“这在2009年新医改总方案中没有提过，然而，却非常重要。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要多投入、要担责，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医疗是无底洞。医改不仅仅是花钱的事儿，投入重在创新机制。有了新机制，上了新轨道，老百姓得到了真实惠，钱才花得值。”

“十二五” 医改规划中明显给医保加了码。除了保障功能外，医保还要负起对医疗服务行为监管的责任，制止医生开大处方、重复检查、滥用药品等行为。

怎么监管呢？“十二五” 医改规划说，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采取总额预付、按人头和按病种付费等复合支付方式，引导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同时加强监管，规范诊疗行为、提高服务质量；逐步实现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公立医院通过谈判方式确定服务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和服务质量要求；严格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使用率及自费药品控制率等指标考核。

另外，李玲认为，“十二五” 医改规划中，“进一步增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的协同性”的提法非常有指导意义。目前，医改的各项工作都在分头推进，让它们形成合力，共同向好的方向发展，实在是一件大事。

李玲评价说，“十二五”医改规划特别提出，要充分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就是要将各项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本报北京3月22日电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此提法一出，两会代表、委员们立刻将眼睛盯在央企上。显然，在他们心中，亟须“全民共享”的是央企这块“人民蛋糕”。

    有代表提出“分”。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董事长王填建议，用两年央企利润向全民分红，发放4万亿元消费券。若以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约得3000元。他还乐观地预计，“‘新四万亿’计划一旦得到实施，其对消费市场的拉动显而易见。”这个主意倒不新鲜，几年前就曾有过。

    也有委员主张“缴”。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称，在确保连续性的前提下，可将央企上缴红利占利润的比例逐步提升到20%、25%。

    还有委员要求入社保。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可以考虑将国有经营资本赚钱后的税后利润作为社保基金的一个来源。“必须要有一部分用于全民分享成果，分享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来补充社保基金”。 

    民间的说法更多。有些不乏想象力，有些只是图口快罢了。无论如何，人们要求权利兑现的愿望却是真真切切的。那种“名义上属于我、实际上跟我无关”的感觉太糟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之前，围绕着央企的种种议论，包括“垄断”、“国进民退”、“低效率”等，都没有“共享”的话题来得更有群众基础。

    老百姓或许搞不清楚垄断的好坏，也不如民营企业家那么在乎“谁进谁退”，更比较不出哪种组织形式有效率，却绝对期望写着自己名字的蛋糕能切到自己碗里，而不是挂在别人的嘴上。因此，当美国的阿拉斯加将全州石油、天然气收入做成基金与民众分红时，中国人无不露出艳羡的神情。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指出的那样，“现在老百姓感觉不到国有企业是全民的”。

    面对此种情况，或许国资委会大喊委屈。2011年，央企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2万亿元，同比增长20%；累计实现净利润9173亿元，同比增长6.4%；累计上缴税金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7%。与此同时，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央企都冲在前头，发挥着骨干作用；定点扶贫和援疆援藏工作不敢有一丝懈怠；在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服务“三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央企交了那么多税，履行了这么多社会责任，怎么能说没有全民共享呢？

    更为重要的是，央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7年开始实行。财政部会同国资委制定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按照该办法从2008年起，选择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和中国烟草总公司作为实行单位，开始收取上一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其中，资源性特征行业企业，如烟草、石油石化等，上交比例为10%；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如钢铁、运输等，上交比例为5%。 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从2011年起，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资源性和竞争性行业企业各在原基础上增收5%。

    另外，国资委还尝试用某种形式化解人们的担忧。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就曾将国有资产解释为“全体人民的一笔储蓄”，一旦以后国家需要钱，完全可以动用。去年年底，国资委又抛出“公益性国企”的概念，将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包括进去，强调其对国计民生的保障作用。

    然而，这一切似乎仍不够，不够直接，不够真切，不够有力。

    人们可以理解，央企要可持续发展，要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人们也可以理解，央企要逐步消化历史遗留问题，如厂办大集体、办社会只能移交等，需要大量资金；人们还可以理解，央企要承担巨额社会成本，如电价、油价政策性亏损等，需要大量资金。然而，这都不是阻碍人们感受“所有人”权利的理由。

    人们可以不要“杀鸡取卵”式的分红，也可以不要求突然大比例提高分红，但是人们的确需要“我与我的央企”的联系。或许摆在央企及其监管者面前最急切的任务，不是漫天撒钞票，而是如何拉近它和“全民”的距离，让所有者的权利能够得到全面的伸张。当然，这包括利润的分配。

    简单地说，请告知，如何让我感受到那是我的央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