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道天府路口，广州东扩的“战略要塞”。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坐落于此。这样的位置和背景注定了它不平凡的命运，“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不创新就没有突破”
创新之一   “学术院长”挂帅创新管理
      南方医科大学委任南方医院原脊柱外科主任金大地教授为第三附属医院院长，并致力打造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专科综合医院。让一个没有院长履历的专家去掌舵一家刚刚转型的医院，这究竟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医院改革之初，这样的质疑之声还是存在的。但是，附三院的“学术院长”却用埋头苦干和大胆创新打破了人们的质疑。
       在业内享有盛名的金大地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脊柱外科学组副主委、广东省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在手术室中，金大地就屡有打破常规的创新之举。有人问：现在医患关系紧张，您独创新术式，万一出问题，怕不怕上法庭？金大地坦然：怕出事就放弃创新，对医生来说是一个悲剧，对救死扶伤的事业来说是一种损失。
       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有人看到危机四伏，有人看到机遇招手。金院长一直在寻找医院发展的突破口。得知天府路口的部分工厂因金融危机陷入困境时，他看到了机遇，马上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建议购买这些工厂作为新门诊用地，解决巷子深、地盘小这个长期制约医院发展的瓶颈问题。事实证明，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突围之机。这一举措也得到全院职工的支持， 2009年3月27日顺利签署购房合约，标志着医院突破发展瓶颈，步入全新时代。
创新之二  品牌推广助力市场拓展
 “酒香也怕巷子深”。医院始终把媒体宣传和市场营销作为医院品牌建设的助推器，不断提高医院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信任度、追随度等。为医院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医院的知名度不断攀升，同时也为医院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这几年大型突发灾难事件不断，在应对灾难事件的处理中也起到了很好的品牌重塑效果。2008年春运危机、汶川抗震救灾、捐款捐物、收治灾区病人、特殊党费、端午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在中央、省、市电视台上都可见到南医三院人的身影。玉树抗震救灾，利用金大地院长作为派驻青海西宁抗震救灾广东专家组顾问的机会，宣传科进行非常有效的政府医院市场品牌营销策划，金院长等专家频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及其它主流媒体上。
        医院首次主办国际骨科学术会议“第三届（广州）国际脊柱外科论坛”， 主办二届广东省骨科学术会议暨岭南国际骨科大会，通过各种学术盛会，使我院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中崭露头角，知名度显著提高。
创新之三  借力腾飞实现跨跃发展
        为争取成为广州亚运会定点医院，医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共投入三亿多建设新门诊、采购安装先进的MRI、128排螺旋CT、DSA等设备，新建手术室、ICU病房等，对康复理疗科等医疗用房进行调整改造，新门诊建设，急诊科建设，运动疾病康复治疗部建设等，居历年之最。人力资源的投资：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开展新业务、新技术，填补医院近20项技术空白,高难手术不断展开。特别是加入120急救系统、设立抢救病患的绿色通道，划定亚运会专用病房，完善医院双语标识系统，加强医护人员英语沟通能力训练等。亚组委专家组对我院筹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院作为广东省远程创伤救治中心完全胜任亚运医疗保障工作。
创新之四 创新服务体现仁心仁术
        为解决以前老医院环境不好和建筑保养差的问题，院领导改进我院的就医流程，美化就医环境，调整医院用房，以方便病人、快捷安全、团队合作为设计理念，经过简单的墙面粉刷，重新装修急诊科、门诊部等，立即呈现大方简洁、明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拆掉的不仅是防盗网，也拆掉了病人及家属与医院员工的隔阂。
        以前医院餐饮差，饭没到病房就凉了，现在改用保温车推到病房分给病人，通过不断改进饭菜品种和质量，效果好。现在医院环境十分美丽，有花有草，有欢歌笑语；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好，患者送的锦旗、表扬信充分说明了这一切。
         为保证我院对外沟通顺畅及时成立客服中心，承担网上即时通迅、24小时电话咨询、日常投诉，VIP服务等。增加QQ群、BBS、飞信群、MSN，保留网上意见箱、咨询电话等。既方便广大群众的咨询，又扩大医院的知名度，已经聚集一大群忠实客户，吸引不少病患来院就诊和消费。医院网站更新改版，网站内容不断增加。
         举办“优质服务周、服务月、服务明星”等活动，切实为病人排忧解难；按照法律、规范和社会遵循的道德准则去处理和对待怨恨、不公平，不迁就、不迎合、不报复。杜绝患者就医“三长一短”现象，使患者得到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推行候诊厅候诊，电子叫号系统，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门诊就医“无胶片、无纸化”的数字影像和检验结果系统。医院形成“进门有人迎，看病有人引，咨询有人答，住院有人办，出院有人送”的温馨氛围。注重诚信建设，建立定期召开医患沟通座谈会、病人出院回访制度、医院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如救灾、扶贫、助残、扶弱，救助失学儿童，开展大型义诊，举办公益性健康讲座等，努力在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医院“关爱、卓越、健康”的服务理念，用良好的信誉去赢得患者、赢得市场、赢得老百姓的“口碑”。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移交四年来的事实证明：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通过改制，真正走上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道路。
　　一是医院发展规模迅速扩张。医院占地面积增长一倍多，医疗用房从原来的1.4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6.6万平方米；床位由150张增加到1000床，增长了667%；收容量是当年的7倍；手术量是移交时的10倍；医疗收入保持每年50%以上的增长；提前实现业务收入两年翻一番的目标。
　　二是医院学科实力显著增强。临床学科从12个增加到33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骨科的发展特别迅速，成为医院名副其实的学科龙头，是全国重点临床学科（骨科）的牵头单位，拥有广东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学术地位，全院发表的学术论文从8篇增长到100多篇，科研立项由0到30多项。
　　三是技术能力大幅度提升。医院职工数从337名增加到1000多名。其中高级职称人员由41名递增到100多名。完成一系列高难度手术。
　　四是社会影响迅速扩大。移交后发展非常平稳，没有一名员工投诉，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引起了当地媒体和全国主流媒体的重视。近年来，各大媒体正面报道医院约1500 篇次，包括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零到7次，央视新闻联播播出6次，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科技专题部《科技人生》节目组制作专辑《杏林春暖》、《走近科学》节目组制作专辑《灰霾与健康》。

广东科技报
专家剖析
孩子开放性颅脑损伤很凶险
本报记者 叶芳   通迅员   邓爱文
 
    11月23日下午，广州东圃一岁四个月的小轩轩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由母亲喂饭。常来串门的邻居过来逗他玩耍，小轩轩玩得不亦乐乎，远离了母亲的视线。突然，行动尚还不太灵便的他摔倒在地。母亲顺着他的哭声走过去，发现孩子的头部正正摔在一块有两颗铁钉的木板上，木板牢牢的嵌在他的右眼处。小轩轩的父母吓坏了，赶紧抱起孩子来到南方医院附属第三医院脑外科就诊。检查确诊，小轩轩的伤属“开放性颅脑损伤”，到底有多凶险，且听专家解读。
 
额叶底部损伤重者
出现情感精神障碍
    南医三院脑外科主任刘承勇教授介绍说，孩子是不幸之中的万幸，长7厘米的铁钉直插入小轩轩的脑内4公分，如果受伤部位再偏下一点，会因伤到右眼睛而导致右眼终生失明，如果再偏左或右一点则可能伤到颅内的大血管，后果难以预料。“大脑的双侧额叶共同负责人的情感和复杂思维功能，额叶底面是人脑相对无功能区，因此一侧额叶底部小范围损伤一般不会有明显的神经功能障碍，如运动、语言功能障碍表现。但是如果损伤严重，范围较大，小轩轩可能会出现情感及精神障碍。”他郑重提醒道。
 
术后严防感染
警惕癫痫接踵而至
    “对颅脑损伤患儿，为防止进一步损伤脑组织和颅内重要结构，引起致命的大出血等危险情况，不能立即将插入颅骨并进入脑内的铁钉直接拔出。”刘承勇表示，首先要在全身麻醉下，在受伤头部开一个环形骨窗，将嵌在骨中的铁钉连颅骨一并小心取出，然后迅速仔细清创止血后，再将已取掉铁钉的骨片经过严格消毒后原位固定。经过近两小时的紧张手术，小轩轩的手术成功完成了。
    目前，小轩轩病情稳定，无明显脑功能损害的表现。“只要术后不出现感染，小轩很快就能康复了，这也不会对他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刘承勇说，术后近期要控制脑水肿、抗感染，远期局部脑组织软化瘢痕形成后，在部分人可引起癫痫发作。
 
专家提醒
握紧孩子的生命之手
    活泼好动是小孩的天性，刘承勇提醒家长，照看孩子，尤其是行为还不能完全自主的婴幼儿，家长一定要握紧“生命之手”，不要让孩子随意接触利器和危险物品。如孩子遇到意外，一定不要直接拔取伤到孩子的利器和危险物品，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处理，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引发致命的出血及感染。

广东科技报
采写：本报记者   叶芳 通讯员 邓爱文
受访专家：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罗一峰
 
电视剧《养父》，张国立扮演的楼志军罹患神经内科绝症
共济失调症：待攻克的难题
 
     情感励志剧《养父》陆续在几大卫视谢幕，张国立、牛莉等主角表演给力，令观众hold不住眼泪横流。剧中，张国立扮演的善良养父楼志军，不幸罹患上了一种叫做“遗传性痉挛性共济失调”的绝症，出现一系列身体不受控制的症状。他在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决定给三个孩子找到“根”。大多数观众可能是第一次听到“遗传性痉挛性共济失调”。据记者了解，遗传性痉挛性共济失调在医学上的确切叫法应是“遗传性共济失调症”，是神经内科较为常见的一种绝症，目前发病率不低。据流行病学调查统计，遗传性共济失调症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八到十万分之四十，男性比女性多见，多在青少年时期发病。
 
发病年龄多见青少年
    剧中介绍，楼志军是在追小偷的时候摔伤了，在医生建议下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罹患绝症的。
    “他的病情发现得比较晚了”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罗一峰介绍说，遗传性共济失调症是一类缓慢进展、很隐蔽的疾病，发病年龄多从儿童期、青春期开始，也有到了成年才发现。“我们接诊过最小患者是十来岁的孩子，但10岁前患者确诊困难，需要与脑瘫等多种遗传病、先天性疾病进行鉴别诊断。”
 
    由于该病与先天遗传有关，多半可找到家族发病史，也有的病人找不到遗传病史，男性发病比女性高。病人刚开始时可能就是无意中发现行动不太灵活、下肢无力，比如走路感到有点笨拙、容易摔跤，这就使得中老年患者会误以为是骨质疏松所致。“可通过肌电图、神经传导、神经影像检查（脊髓、小脑的磁共振、CT检查），结合病人的主要症状表现、医生经验进行综合诊断。”他表示，孕妇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提前预知胎儿会不会患此病。
 
暴突性语言说明脑干有病变
    楼志军的病情越来越重时，他开始出现暴突性语言的病症。此时，病情进展到哪一个阶段？
    “语言异常涉及到小脑，说明病人同时伴有小脑脑干的病变。”罗一峰表示，小脑有病变，病人说话就像吟诗一样，这是共济失调症的语言障碍。我们说话时，语音语速的控制靠肌肉活动的协调能力，如果共济发生紊乱，就不能保证正常的语言语速，失去正常的节律感，说话会结结巴巴、哼哼感，或不受控制突然冒出一句话。在遗传性共济失调症里专门有一种类型叫“小脑性共济失调”，最突出表现就是暴突性语言、走路不稳。
 
携带重包走路减少摔倒
    当楼志军出现走路不稳时，医生让他带着加重包走路。这些做法可起到什么作用？
    “携带包袱走路，可以锻炼病人的肌力，也可以帮助身体稳定平衡，减少摔倒。”罗一峰指出，病人老摔跤，提示病情在加重、恶化。站不稳容易摔倒没有很好的康复方法，脚绑沙袋、负重增加稳定性是有帮助的，做按摩也可以，按摩可以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
 
干细胞移植疗法尚未成熟
    楼志军患病后一度很绝望，治疗主要是做康复训练，剧情也未提到其他的治疗方法。
    罗一峰坦言，遗传性共济失调症是绝症，患者生命期长的十来年，短的只有几年时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满意的疗法。“很多病人发展到后来，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到最后身体衰竭死亡。”对于该病，可以做一些康复理疗，帮助改善、延缓病情的进展。比如，病人两脚肌张力高（肌肉紧张），可以手术松解，亦可以注射打药降低肌张力，缓解痉挛状态。另外，还可以采用神经营养性的药物治疗。
    记者看到有些网站宣传，干细胞移植能治疗共济失调症。罗一峰就此澄清，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等新技术目前尚处探索阶段，技术都还不成熟，病人及家属注意不要上当受骗了。
 
链接
共济失调症可分四类型
     罗一峰介绍，共济失调症最常见四个部位的病变，脊髓、小脑、前庭功能、大脑皮层，因此又可分为四种类型的共济失调，各有各的特点，但都涉及到共济问题———站不稳、运动协调性差。
 
   少年脊髓型共济失调：
    青少年多见，主要表现为深感觉系统障碍，患者走路像踩在棉花上，闭眼站不稳，睁眼走路尚可以。
    小脑性共济失调：
    成人稍多，闭眼、睁眼走路都成问题，东倒西歪。
    前庭功能共济失调：
    症状表现为头晕、眩晕，站不稳，身体容易往一边倒。
    大脑皮层共济失调：
    症状特点没那么鲜明，但伴有大脑皮层损伤，如额叶损伤，经脑部CT检查可发现，病人有肢体障碍。
 
专家提醒
精心护理 防感染
     罗一峰强调，家人对病人的关照和护理非常重要。病人后期缺乏活动，容易肺部感染、皮肤溃烂如压疮、尿路感染，常见因并发症导致心肺衰竭。
    患者在平时应该注意：
    防止摔倒，不要单独出门。
    建议到正规医院做康复训练。
    加强营养。增加对神经生长有利的食物，比如鱼类、蛋类、深海鱼油等。病人后期由于肌肉萎缩，需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可以吃蛋白粉。
    有便秘的用开塞露灌肠 ，增加纤维素饮食。

“亚洲舞娘”蔡依林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开唱，周杰伦作为嘉宾站台让双J三度合体迅速成为娱乐头条。两人的合作是偶然还是必然？作为一名营销职业讲师，对明星的娱乐绯闻不太感冒。但这种商业运作让我联想起不久前，写过关于赵本山的整合营销模式，与“纵贯线”的模式。蔡依林与周杰伦的互动无疑又是整合营销的一大经典案例。不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成功的。

一、娱乐圈整合营销己成流行

纵贯线为期一年的全国巡演，一共演唱52场，40余站，超过136万人次观看，创造了9亿票房。这几乎超过了四个人历年所有演出收入的总和。巡回演出历来是老面孔的摇钱树，但是，你会对“纵贯线”四个老男人的9亿票房，咂一咂舌头，会认为中国人又犯了“人傻钱多”的老毛病。

而事实上正是这四个加起来超过200岁的男人，将无数宅男宅女，从沙发吸引到了现场，甘心化做“惯犯”。是什么让纵贯线有如此大的“吸金魅力”。纵贯线便有了李宗盛抱着箱琴，周华健用上了节拍器，以及罗大佑的键盘、张震岳的架子鼓。纵贯线”的歌迷贯穿老中青三代，4人跨时代的歌曲也是另一大卖点。

同样，周杰伦的演唱会有蔡依林站台做嘉宾。许多蔡依林的歌迷因此会买票。这次蔡依林的演唱会有周董做嘉宾，一场演唱会吸引的是两个人的粉丝。这个简单的加法，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二、绯闻就是生产力

娱乐圈成名之前靠“潜规则”，成名之后就需要源源不断的绯闻。这些吸引无数观众眼球的花边新闻无疑最好的广告。比起上一场央视的数秒广告，企业动辄投下数亿巨资。明星们靠绯闻上娱乐版的头条，不用花一分钱。而且绯闻能让广告以“连续剧”的形式，不断翻新。这无疑让这种无成本的广告更生猛鲜活。

粉丝们在现场“逼婚”，双J则在现场做秀。这也是拉在一起搞一些噱头，无非就是想现在确实演唱会太密集了，生意不好做，一定要找一些爆点，让歌迷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你拍绯闻的话也拍不到。现在要拍周杰伦和蔡依林私下的绯闻和私下场合的照片是拍不到的，狗仔队也不一定拍得到，干脆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让大家看，可能这样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演出。

这其实不是第一次了，在04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演唱会同台过了。2010年演唱会已经合体一次，也不是第一次，为什么2010年关注度这么高呢？是在他们传分手以后，有过暧昧，传过绯闻。曾经两个人搞得很尴尬，好象蔡依林受伤非常的重。其实娱乐圈只有噱头，而没有真正的恩仇，可以走到一起再牵手，目标只有一个，为了他们的一个宣传的利益。蔡依林，演唱会是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周杰伦与他的绯闻成为一个很大的话题。现在演唱会卖票也不容易，尤其是搞得这么密，又是巡演性质的，当然需要一个拉抬票房的东西。风青杨认为可能当票房不太理想的时候，这招最管用。

三、歌迷说一张票等于两场演唱会

演唱会上，周杰伦最后出场，与蔡依林合唱了3首歌，《今天你要嫁给我》、《星晴》和《说爱你》。两人的表演十分俏皮，现场互动也配合得默契十足。据在场的一位粉丝表示，许多人都在台下喊“结婚！结婚！”，而蔡依林和周杰伦也是大方牵手，满足了粉丝们的小小“心愿”。

昨晚的演唱会吸引了3万多位粉丝到场观看，尽管票价不菲。歌迷们却说，这一次值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花一张票的钱，等于看了蔡依林和周杰伦两人的演唱会。或者换一个风青杨的说法，听蔡依林的演唱会，送一场周杰伦的歌友会。这年头，人们都喜欢超值又免费的东西。有东西送，自然是皆大观喜。

四、与自己的敌人或对手合作

双方的合作都是为拉抬对方的人气。演艺圈如同战场一样，永远没有真正的敌人！当年大家觉得周杰伦把蔡依林伤得很深，移情侯佩岑，当然蔡依林一句没有说过他的不是，只是表示了一点点自己的伤感。后来尽管他们在很长时间之内是没有交际的，最后还同台了，还热舞了。而陈冠希和张柏芝，当年那样劲爆的往事，张柏芝在电视上声泪俱下的控诉，居然还能在飞机上相遇以后，不但冰释前嫌还合影留念。

或许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因为爱情回到原来的位置。面对千疮百孔的娱乐圈，谁能奢望真正的全身而退。就像张爱玲说的：“他们都回不到过去了！”。但是，他们却比商人更理性。他们不需要宽容对方也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们比政治家更敏锐，且行动更迅速。因为娱乐圈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实力。（风青杨）

2月15日，苹果公司公布了2010年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供应链员工因污染致残。报告说，在苹果公司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有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据了解，137名工人中，部分员工正遭受被迫离职的压力。（2月17日《北京晨报》）

苹果究竟有没有毒，的确并不能全由苹果自己来决定，种植苹果树的土壤有没有被污染，果农有没有喷洒剧毒农药，销售商有没有给苹果“美容”上蜡，尽管看似不过是些外部因素，但却同样是判断苹果有没有毒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和准则。

在这一点上，作为公司的苹果与作为水果的苹果其实并无不同。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例，企业是不是真的尽到了社会责任，仅仅从这家企业自身的管理流程、产品质量、员工福利来看，其实还并不足够。既然一家企业不可避免存在上下游的商业往来，即便在其产品、服务以及内部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责任都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地得到了保证。但只要这家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存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的污点，作为采购商，自然也就无法置身事外，撇清干系。这就好比一段河流有没有被污染，除了要确保这段河流没有污染物排入之外，同时还要保证上游来水也是干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苹果公司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当然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而同样要将供应商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

应该承认，137名中国供应商员工因污染致残，苹果公司的确不能置身事外。既然企业行为总是相互影响的，供应链上的企业出现责任事故，也的确有可能缘于采购商价格压得太低，出于维持利润而不得不放松安全生产环节。不过，假如仅仅因为苹果承认了137名中国工厂员工因污染致残，便乐得让苹果公司来当垫背，甚至将相关责任一股脑推到苹果公司身上，其实同样是对企业责任的曲解与误读。

首先，企业之间固然也有连带责任，但作为当事企业，显然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而没有理由将自身企业责任全部推给下游采购商的道理。此外，假如企业责任的维系全部寄望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也同样并不可靠。在对于企业责任的认定与咎责上，法律显然不应该缺位。

基于上述视点，当中国工厂员工因污染致残，竟然被苹果公司公布的供应商责任所曝光时，显然不能顺水推舟地推卸责任。中国供应商总当“血汗工厂”，也不能全怪“苹果”们心黑，中国企业自身社会责任的短板，倒是更应感到汗颜，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管盲区，也更应被首先审视并及时补足。（本文作者武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然而近年来，食品安全却成为争议最大、批评最多的民生问题之一。2010年，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在种种食品陷阱面前，人们不禁要问，现在吃什么才是安全的？面对质疑，行业规范模棱两可，权威标准或滞后或缺失，普通人应该相信谁？监管怎样摆脱疲软，问责如何不再松垮，我国食品安全怎样尽快“由乱而治”？

公信力遭遇危机

2010年1月，海南“毒豇豆”事件曝光，人人谈“豇”色变；3月，屡禁不止的“地沟油”再度现身，又让公众在外出就餐时蒙上了一层心理阴影；7月，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卷土重来；8月，南京医疗机构陆续收治了疑似食用小龙虾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患者；10月，“铁强化酱油”推广引起争议；11月，植物奶油事件又惹得消费者们颇为纠结；12月，“漂白”蘑菇、“化学”火锅，出口蔬菜农药残留超标40多倍……

不需要特别细心即可发现，食品问题的发生有着“老套路”——总是媒体或者网民曝光在先，才引起行业和主管部门的重视和采取行动，普通消费者一再成了“试错”的对象。监管部门除了坐等举报上门，甚少主动作为。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公信力面临不小危机。12月15日，某部门网站对是否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公开征求意见，同时称，拟从明年12月起禁用面粉增白剂。消息一公布，引起各方关注，也引来质疑不断：为何要等一年？难道消化生产企业的库存，降低对产业的冲击，比亿万人的健康还重要？

标准制订远远滞后

近些年，不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均与食品添加剂滥用有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专家郭红卫教授说，对添加剂的监管缺失往往因为无据可依，“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制订远远滞后。”

上海理工大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徐斐说，《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但目前我国2200种食品添加剂，有检验方法标准的，只占总数的不到四成。相关的科研远远落后，甚至于出现国外禁用而国内推广的尴尬。如瘦肉精，1988年欧洲就禁止将其用于饲料添加，而同时期我国却将其作为科研攻关项目甚至高校“重点课题”予以推广，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才开始查禁，流毒至今未尽。

专家表示，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乱象并非偶发。一方面，极少数人和一些企业对生命缺少基本敬畏，利令智昏，无视基本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不作为或作为不够，对问题食品的生产与销售，事实上起到了间接的“纵容”，“保护食品安全的需求，与有力监管这一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之间，还不相匹配。”

强化问责防患未然

日前传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月20日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新增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修改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条件，强化刑法对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问题的保护。草案明确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担刑责。据了解，目前我国刑法对相关渎职犯罪如

“环境监管失职罪”、“商检失职罪”等，最高刑期都不超过三年，而“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最高刑期设定为十年，成为渎职罪最重的量刑，可见立法部门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专家表示，增设“食品安全渎职罪”，虽然来得有些迟，但还是让百姓充满期待。食品安全究责，走出了“刑不及官”的误区，“监管部门官员只有切实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并通过他们将这种压力传导到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才能保证食品的安全生产和规范流通。”

但专家同时直言，目前我国食品是多头监管，从农产品种植到加工生产流通，农业、卫生、工商和质监都各管一段，有交叉，有空白，有死角，“怎样建立一个多方合力而不是互相推卸责任的食品安全机制，仍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郭红卫说，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中外食品安全都已进入高风险时期。一方面，人们的要求与标准在提高；另一方面，新技术运用、环境因素改变等，都给食品安全打上了不确定的系数。一些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如重视食品安全的预见性与风险评估，对标准实施动态管理，问题食品上市后主动召回等。

据悉，今年上海已在全国率先成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把涉及食品生产的上、中、下游专家集结在一个平台，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前置”处理，同时加强研究与行政管理、临床标准与实际监管指标的衔接，尽最大努力防患未然。 （来自解放日报）

近日，到社区医院看病，不用收挂号费，医生就诊后统一收10元的“一般诊疗费”。这个一般诊疗费包括门诊挂号费、诊查费、注射费（含静脉输液费，不含药品费、耗材费）以及药事服务成本等费用，医保参保者个人只需支付10元中的30%——3元。在广东，新规执行首日，争议不少。（10月10日《信息时报》）

为什么是10元？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诊疗费新规？一些官方人士曾给出这样的解释：参考的是全国一般诊疗费平均水平为10元。实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医疗机构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的现象，有利于规范诊疗行为、降低医疗费用。在这里，看的到管理者希望利用经济杠杆来遏制过度医疗的苦心与善意。

在新规下，如果你是一位经常需要输液的有医保人士，恭喜你，或许你还能占一些便宜；如果你是一位极少输液的有医保人士，可能你会有些吃亏的感觉，因为没给你“省钱”；如果你是一位非医保人士，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很多时候意味着你得掏更多的钱就医看病。过去是4元，现在是10元。而很不幸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人都属于流动人口，但医保待遇却暂时还流动不起来。笔者曾在广东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担任过医生，据我观察，门诊就医人群中，能用上医保报销的人群比例一般不会过四成。所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诊疗费其实是在悄悄地涨，以一种很隐蔽的方式，打着遏制过度医疗的旗号。

在这个对涨价异常敏感的高物价时代，这样的“悄涨”也许并不能瞒过大众，所以才出现了喊反对与肉痛的声音。这里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反对涨价是消费者的一种本能，患者总希望能够花尽可能少的钱来看病，有天然的压低看病价格的动力与愿望。但医疗机构又有天然的趋利冲动，希望医疗服务价格订得越高越好。作为制定政策的管理者，应该怎么来处理与协调这种矛盾？

我们看到的是，管理者似乎一直在充当着一种“老好人”的角色，看起来，他们谁都不愿意得罪。为了讨好老百姓，医疗服务价格多年来被行政之手人为压低，远远低于成本价格，医疗机构必须得亏本向公众提供，不能光明正大地提涨价；为了不得罪医疗机构，管理部门又对医疗机构的过度医疗“大开绿灯”，让医方可以通过多卖药物多输液来营利，弥补因政府投入不足的缺口。

现在，可以看得出管理者态度与立场的转变，除了出台一系列对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使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法规，伴随而来的还有这种诊疗费新规，悄悄地在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主要目的只有一个，治理过度医疗，减轻公众就医的沉重负担。对于善意浓浓的新规，现在公众还不适宜猛泼冷水，需要观其效再下定论。

但既然有可能涉及到涨价，与国计民生有关，相关部门还是必须得耐心做好解释工作。那些真实的医疗成本究竟是多少？涨价是否有必要？如何保障一系列带来的利处得到实现，由之产生的风险得到有力的规避？公众如果得不到这些必须的答案信息，却只看到诊疗费在悄悄地涨，也根本看不到过度医疗得到了有力的遏制，他们也就难免对这样的新规产生“敌意”。作为管理部门，当然对之就不应该无动于衷，过于沉默。（作者吴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与心理卫生医疗机构串通，将无精神疾病人员送院诊治，并导致人身、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将负刑责。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了《特区心理卫生条例(草案)》，该条例有望年底出台。这就意味着，“被精神病”致严重后果，医生要负刑责。对此，有专家认为，“这一条实施起来举证并不容易，但对于有此倾向的个人是一种威慑。（6月28日《京华时报》）

精神卫生立法最大的分歧是什么？一位曾多次参加起草的专家曾给出答案：精神科医生与公众、患者、法律界人士等在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收治问题上，分歧巨大。一旦《精神卫生法》直接授权医生可以强制收治，很多人会担心，医生会滥用权力，导致那些“被精神病”案例发生。从这个角度而言，“医生有可能要负刑责”或许正因此而来。一家媒体就将之解读成这样一个毛骨悚然的标题——《深圳将立法严防“被精神病”医生误诊或负刑责》。

无论如何，对精神科医生甚至对整个医生群体而言，这可能是一个糟糕的消息。

不可否认，医生群体里的确有这样的害群之马。他们丧失了基本的职业素质，在金钱或权力的诱惑下，将正常人鉴定为精神病，并且按照领导们的“旨意”，将这些无辜而可怜的人“关押”在精神病院，给他们使用精神镇静类的药物，摧毁他们的精神意志，还有身体。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医生占的比例是极低的，大多数医生都忠实于自己的专业，他们经受过多年的医学教育，应该明白，医疗手段是用来救人而非害人的。但为什么一些人选择这样干？这有可能是他们的无奈与耻辱。因为被收买的是医院管理者，医生们只不过是被胁迫的角色，只能有非黑即白的选择，要么服从，要么走人。

客观地说，一个医生，因为被收买，就用自己的诊治权去伤害病人，无情地去摧毁他们的身体还有生活。这样冷血的医生其实是极少的。这本来就是在犯罪。在医疗领域，一个医生如果误诊，让病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们很可能会付出足够惨痛的代价，比如被吊销行医资格。如果病人没病，医生却给之使用了处方类的药品，那等于涉嫌故意伤人罪，会受到刑法的追究。很多媒体曾多次报道过类似的案例。

但现在，这一点被格外强调了，医生误诊可能要受刑责。为了缓慰医生们的对抗心理，立法者设置了前提——“致严重后果”。但这样严苛的法律，寥寥几个字，却有可能对医生们产生很大的现实影响。在收治精神病患者这件事情上，他们有可能会因此变得愈加保守。有人说，保守一些，谨慎一些，这难道不是好事情吗？当然不是。

因为医疗纠纷层出不穷，医患矛盾像火药筒一样，随时都可能因某些医疗意外被点燃。在收治精神病患者这件事情上，为了少惹麻烦，大多数的医生态度本来就非常“保守”。现在，在这样“杀气腾腾”的杀威棒下，医生们只会在这个保守的方向上再后退一步。因为，如果一不小心犯了错，就有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还有什么会比这件事情更恐怖？如果碰到那些不认为自己有病的患者，还有不懂医疗的家属，医生们最好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放弃自己的立场与专业判断，让这些“正常”的患者重新流入社会。毕竟，这种误诊是无责任的。

近日，一位医疗专家曾提出这样的警告：“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时伤害无辜百姓的事件，比‘被精神病’事件要多得多。”他认为，我国有1600万“真正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其中有明确肇事肇祸等“危险行为”的患者约占10%。这就意味着，如果精神科医生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性意见，很有可能意味着，很多实际上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进而导致病情恶化和精神残疾，以及许多本可避免的危害发生。比如，精神病患者肇事伤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在已经被报道的“被精神病”案例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借维稳为由，胁迫精神病医疗机构充当“帮凶”，对那些无辜的上访者进行报复和打击。在这里，精神科医生的权力不是过大，而是太小。医院领导没办法拒绝权力的非分要求，医生们没法坚持自己的专业性意见，他们在胁迫之下才成为了不情愿的“帮凶”，这才是要害所在。现在，在这样的法规下，被胁迫的医生却要受到一样的严惩，甚至代替他们，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这公平吗？

从医疗本身特点来看，误诊难以避免，再高明的医生在行医过程中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完美。他们也很难预估得到，自己的误诊会给病人带来哪些医疗意外。尽管误诊的风险无处不在，但医生们的权威性与专业性依然需要得到足够的保护，法律应该鼓励他们去坚持自己的专业性判断。而不是因为恐惧误诊的可怕性，就人为地绑住医生的手脚。即使是在那些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的国家，医生们也不可能因为误诊就要被投入监狱。（转载自健康报）

62岁的唐绍飞教授，是一所名牌大学的退休教师。退休前唐教授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走遍大江南北、踏遍祖国的名山大川，用相机把自己心目中最美的瞬间记录下来。可谁知，刚办完退休手续，行囊还未完全备好，唐教授感觉自己的右手有点不对劲，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写字越来越小，不能进行精细动作，起初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有一天，他给自己的小孙子拍了几张照片，回放时无意中发现十有八九竟有重影，这让唐教授沮丧不已。细心的老伴发现他不仅手臂有些颤抖，连走路都没有了往日的疾步如风，步履日见沉重，行动越来越迟缓，最后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无奈之下，唐教授在老伴的陪同下来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承勇教授亲自为他进行诊治。经检查唐教授患的是典型的帕金森病，经过系统药物治疗后，症状曾有缓解，但后来症状继续加重，并且出现药物不能耐受的表现，最后唐教授在三附院接受了 “脑起搏器”手术治疗，术后唐教授的症状显著改善，生活又可以自理了。

刘教授解释说，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该病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多在60岁以后发病。主要表现为患者动作缓慢，手脚或身体的其它部分的震颤，肢体失去了协调性，变得越来越僵硬。帕金森病的起病是缓慢的，最初的症状往往不被人所注意，很多中老年人在不知不觉患上了帕金森病。目前，这个被称为中老年人“第三杀手”的疾病，困扰着许多病人及其家属。

据最近一项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全球400万患者中有170万人在中国，帕金森已成中老年人“第三杀手”，并日趋年轻化。其中知识分子患帕金森病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略高，并呈增长态势。该病目前病因尚不清楚，目前研究显示其发病与年龄老化所致的神经系统退行性改变、遗传、环境毒素接触等综合因素有关。工农业污染、室内装修污染、手机、电脑辐射等都可能是帕金森病潜在的致病原因，20％患者因环境污染或受化学毒素侵蚀“中招”。因此，控制帕金森病，最为重要的是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才能延缓疾病的发生和进展。

刘教授认为，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是可以观测出来的，通常从某一侧上肢远端开始，以拇指、食指及中指为主，表现为手指象在搓丸子或数钞票一样的不自主运动。然后逐渐扩展到同侧下肢和对侧肢体，晚期可波及下颌、唇、舌和头部，这是帕金森病震颤的最主要的特征；帕金森病患者的肢体和躯体通常都失去了柔软性，变得很僵硬。病变的早期多自一侧肢体开始。初期感到某一肢运动不灵活，有僵硬感，并逐渐加重，出现运动迟缓、甚至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动作都有困难。在早期，由于上臂肌肉和手指肌的强直，病人的上肢往往不能作精细的动作，如解系鞋带、扣纽扣等动作变得比以前缓慢许多，或者根本不能顺利完成。写字也逐渐变得困难，笔迹弯曲，越写越小，这在医学上称为“小写症”。面部肌肉运动减少，病人很少眨眼睛，双眼转动也减少，表情呆板，好象戴了一副面具似的，医学上称为“面具脸”。言语减少，语音也低沉、单调。严重时可导致进食饮水呛咳。病情晚期，病人坐下后不能自行站立，卧床后不能自行翻身，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尽管患者全身肌肉均可受累，肌张力增高，但静止时屈肌张力较伸肌高，故病人出现特殊姿势：头前倾、躯干略屈、上臂内收、肘关节弯曲、腕略伸、指掌关节弯曲而指间关节伸直，拇指对掌，髋及膝关节轻度弯曲。

刘教授说，帕金森病是由于脑内黑质细胞的减少引起的。黑质细胞象一个加工厂一样能够产生多巴胺，如果加工厂遭到毁坏，那么脑内的多巴胺就减少了，脑内的另一个部位——苍白球就会异常活跃，这是造成帕金森病的主要成因。目前为止，外科治疗帕金森病的方法主要有神经核团细胞毁损手术与脑深部电刺激手术两种方式。前者是在异常活跃的神经核团上制造一个直径约3毫米的毁损灶，后者则是埋植刺激器通过高频电刺激达到类似毁损的效果，但不造成神经组织损害。从外科手术操作技术上讲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均是将电极放在特定的脑内核团靶点上，之后进行刺激或毁损。但是，帕金森病是一慢性进展性疾病，随着疾病的不断加重，症状会重新出现，通过改变电刺激的参数可使患者症状再一次缓解，因此脑深部电刺激可使患者症状缓解时间更长。

百病防为先，关键的问题是否合适有效。刘教授认为，防治脑动脉硬化是预防帕金森病的根本措施，临床上要认真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同时要避免或减少接触对人体神经系统有毒的物质，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锰、汞等；而且要避免或减少应用奋乃静、利血平、氯丙嗪等诱发震颤麻痹的药物；此外还要加强体育运动及脑力活动，延缓脑神经组织衰老。

帕金森病的患者如何有效锻炼，刘教授建议坚持适度锻炼对帕金森病有好处，运动方式包括有氧锻炼，即中小运动量的耐力锻炼，包括户外慢跑或者跑步机上慢跑等，伸展锻炼，如广播体操中的一些伸展运动动作，和一些力量锻炼，如利用哑铃等器械所做的力量锻炼。另外，由于太极拳对锻炼平衡感有益，因而也被推荐。对于中晚期患者就非常要小心，防止跌倒等意外的防护，如慢跑时可以用有四点支撑带滑轮的助行器，跑步机上慢跑时在上方要悬吊保护带，下端绑在身上，防止跌倒。每天或每隔天20-30分钟。

颤抖虽然是帕金森病的一个警觉信号，但有大约30%的患者的早期症状并不仅仅是手脚抖动，而可能是手脚变得沉重不听话、活动不利索、走路时腿不听使唤等。因此刘教授提醒朋友们：自身和家人的稍加留心就能令整个家庭获益良多，如您发现家人符合以上多项症状，请尽快到规范的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据报道，“民政部11日发布《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就“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而言，“十二五”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规划建设期。因为老龄化高潮日益迫近，如果下一个五年规划没有相应政策跟进，则中国社会在“老年人的日常照料”方面将面临十分棘手的局面。

自从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之后，社会学家们就一直在提醒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这项政策会带来“4—2—1”的家庭赡养困局。2007年以来，在养老保障方面，资金保障由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项制度构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体系，使“覆盖城乡居民”的说法有了制度的支撑。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的建议，又使中国社会看到今后五年中有可能实现资金保障“覆盖城乡居民”的美好愿景。

但是，就老年人的需求而言，光给予资金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重视对老年人提供社会性的非营利经营的服务保障，老龄化高峰期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认为老年人都有了养老金，就可以让市场来解决服务照料的问题，试想，那得给老年人多少养老金才能填满“市场”那巨大的胃口？再看一看医疗卫生服务的昨天和今天，就能预知养老服务的明天。

为什么这么强调老年人服务照料的社会性？因为很显然，如今的80后、90后和00后，正是10-20年以后老龄化高峰时照顾老人的“主力军”。这几代人，独生子女占了相当一部分，兄弟姐妹多的可能是少数。加上就业压力和其他社会经济压力，要“脱产”来照顾父母乃至祖父母(外祖父母)，恐怕是“天方夜谭”；而“不脱产”的话，“4—2—1”的家庭模式，就会把这些正当年的“社会栋梁”们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照料，其实已经是可以想见的不可能的事。在服务照料上过于强调“孝”，其实是自欺欺人的虚伪做作。

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与其相配套，过去由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定也要走向社会化。以前老人可以靠子女给赡养费，但现在怎么也得要个社会化的养老金制度来保底。服务照料也一样，过去靠子女来伺候服侍，现在怎么也得有个社会服务制度来保底。

社会服务有两大块：一块是居家养老，但这应该有一个社区服务体系来给予支持。一般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文化的需求，可以由社区提供的各种专业化的服务项目来给予满足。还有一块是机构养老，到老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或不能自理时，就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提供服务，使老人在高质量的专业服务中无痛苦、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再强调一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老年人可能70%以上都是支付能力不足的，所以一定不能将这个历史重任轻率地甩给“市场”(在当今中国，“市场化”的潜台词就是“没人管”)。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有朝一日，如果15亿中国人中有4亿多是60岁以上，有3亿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时，没有上述合理的制度安排，后果不堪设想。

以上所述，不仅是针对当今的老年人，因为人人都会老去，尤其要提醒如今正当年的60后、70后的中年人，上面所描述的情景，可能正是你们迈入老年时的状况，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本文作者唐均为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