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灾难经济学

       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事故接踵而来，日本东北一片狼藉，此后不久，东京的樱花开了。往年，短暂几周的樱花季，东京满城尽是赏樱人，日本人在飘雪般的樱花下，席地宴饮，赋诗唱歌，感怀樱花稍纵即逝的独特之美。但是今年，这样的光景可能因灾难而消失。
       上野公园是东京的赏樱名所，樱花盛放之际，每年吸引150万以上游人参观。然而，前不久，上野公园门口出现一纸通知，大意是鉴于日本东北地区遭大震之难，今年“樱花祭”取消，同时请赏樱客不要在花下宴饮作乐。东京其他一些赏樱名所也出现类似“自律”提醒。同时，受计划停电影响，或出于节电考虑，东京以及首都圈的邻县纷纷宣布取消夜间赏樱盛事。这种“自律”之风愈演愈烈，甚至连夏季的东京湾花火大会也面临中止之虞。
        据说这种行动时日本政府倡导的，我不太清楚经济上一向精明的日本人怎么回有这么短视的行为。我们国家的网络上，时常会有愤青质疑政府花钱办大型节会，他们大多没学过经济，不懂得节会拉动内需的经济规律，实属有情可原。但是日本政府出面倡导节制消费则十分令人费解。事实上，一些日本的经济学家已经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他们质疑，过度节制，消费不振，反过来会影响生产恢复，从而出现恶性循环。这种形势下，限制赏樱和花火大会等活动，实际是在限制难得的拉动消费机会，不啻是自缚手脚。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木内登英就认为，大家都“自律”，如不出门、不花钱，只会使经济景气更趋低迷，灾区重建也将陷入迟滞。当前，消费本身就是支援灾区的最好方式之一。
        冯梦龙在《智囊·术智·谬数》里面讲了一个范仲淹的小故事。
        北宋皇祐二年，吴州一带闹大饥荒，当时范仲淹治理浙西，下令散发米粮赈灾。并鼓励百姓储备粮食，救荒的措施非常完备。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范仲淹于是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自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饮。从春至夏，当地的百姓几乎天天都扶老携幼在湖边争看赛船。另外，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对他们说：“饥岁荒年工钱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兴土木的大好时机。”于是各寺庙住持无不招募工人大肆兴建。范仲淹又召募工人兴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每天募集的工人多达一千人。于是就有监察官员认为范仲淹不体恤荒年财政困难，竟鼓励百姓划船竞赛，寺院大兴土木，既劳民又伤财，所以上奏弹劾范仲淹。范仲淹上奏说：“之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百姓，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这年全国的大饥荒，只有杭州一带的百姓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
        冯梦龙是这样评论范仲淹的：根据《周礼·荒政十二》记载，发生饥荒的时候，主政者应尽量提供百姓工作机会，减少失业人口。可惜一般主政者都做不到，只有范仲淹做到了。凡是可以外出宴游者，一定是具有宴游的财力，一人外出宴游，而靠此人宴游花费的金钱生活的，不知道有几十人。明朝万历年间，苏州一带闹饥荒，主政者下令禁止百姓游船，于是富家子弟日日在僧院宴饮，而靠划船生活的船家，都因失业而背井离乡，主政者的愚昧，不识时务，大都如此。
        事实上，《周礼》的记载并没有说的这么明白，否则负责监察的官员恐怕也不会轻率地弹劾范仲淹。“荒政十二”的说法出自《周礼·地官·大司徒》，先秦政治家提出十二条措施对付灾害，保证老百姓不致流离失所：“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发放救济物资），二曰薄征（减轻赋税），三曰缓刑（用刑要轻缓），四曰弛力（放宽徭役），五曰舍禁（取消山泽禁令，准许百姓采集菜蔬、猎取鸟兽、捕捉鱼虾），六曰去几（免除关市征税），七曰眚礼（省去吉礼的礼数），八曰杀哀（省去凶礼的礼数），九曰蕃乐（封闭乐器，不准歌舞作乐），十曰多昏（结婚减少礼数），十有一曰索鬼神（搜索鬼神，祈祷降福），十有二曰除盗贼（凶年盗贼多，要尽快铲除）。”可见《周礼》里面并没有 直接提到冯梦龙所讲的“提供百姓工作机会、减少失业人口”，但是纵观“荒政十二”这些措施，其思想却是鼓励生产的，因此冯梦龙理解为增加就业亦无不可罢。冯梦龙是明朝人，到清朝的时候，政府的“荒政”大概是受了前朝的影响，对鼓励生产和基础建设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规定。根据清代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朝的“荒政”也有十二个方面：“一曰备祲（防备灾难）；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发赈；五曰减粜；六曰出贷；七曰蠲赋；八曰缓征；九曰通商；十曰劝输；十有一曰兴工筑；十有二曰集流亡”。其中的“通商”和“兴工筑”无疑就是从经济上拉动消费的重要措施。
        范仲淹的“荒政”思想在今天的经济学家看来，也许没有多少先进之处，但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绝对可以说是一种超前的思想了，因此，仅凭这一点，范仲淹真得很了不起。
        从经济角度看，灾难虽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灾后重建同样也必然要投入巨量的资金，于是，与建筑、金融、仓储、运输等有关的行业必定就会有可观的收益，这就是灾难经济学。范仲淹的“灾年作乐”亦是一种原始的灾难经济学思想。灾难经济学源于“破窗理论”，“破窗理论”是指法国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所提出的损害有益社会理论。巴斯夏举的例子称，假设一个人砸碎了理发店玻璃窗，这一行为虽然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是理发师的不幸却是社会的福音，它将为玻璃生产商制造商机，生产商拿到钱后又去购买其他生产商的产品。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只是一次性的，可是给社会带来的机会却是连锁性的。结论是：打碎一块玻璃，提供了无数金钱和就业机会，得大于失。
        一个与今天的日本截然相反的实例发生在美国。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就叫那些失业的工人去挖洞，把洞挖好后，然后再叫另一批工人给填上，然后再让另一批工人把洞挖开，如此循环。因为要挖洞，所以就要付给工人工资，那些拿到工资的工人拿到工资后，才能去面包店买面包，这样面包店才会去买面包原料，于是刺激农业行业，刺激电力行业，一连串的刺激，造成了美国经济恐慌后的复苏。挖洞、填上然后再挖、挖了再填，类似这样无价值的劳动对社会发展却有了价值，这是和中国古代的“荒政”思想一脉相承的应对灾难的措施，创造就业，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从而最终引导经济复苏。冷冰冰的经济理论看上去很不近人情，却始终是围绕的人类的终极需要进行价值考量的。
        当然，西方国家在应对经济萧条方面，也并非没有“挖洞”之外的更好办法，看看今天的西方世界就知道了，美国正在参与第三场战争，法国同时介入了两个非洲国家的内战。庞大的战争机器，可以极大的拉动发动战争国家的内需，创造出无数新的工作机会。这本来就是美国永远不让其战争机器停止运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把目光回到日本，这是一个有着大灾难之后发动侵略战争前科的危险国家，所谓的“登陆情结”不过是一些学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在经济学家眼中，战争背后的资源掠夺和内需拉动才是最直接的利益。因此，在日本没有有效的拉动内需措施的时候，也许正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时候。
        最后的提示是，灾难可以制造经济，经济也可以制造灾难。